1954年，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专业学校。附中毕业后又考入美院国画系，受业于李可染先生。

远离老家徐州来到首都北京，兴奋，同时又陌生、犯晕，人家都讲普通话，我连“徐普”都说不好，是个老土，不知咋弄的，说话有时还结巴。说话到了春节，想家。春节美院礼堂开联欢晚会，座无虚席，十分热闹。登台参加表演的是美院师生们，有詹建俊、蔡亮耍魔术挺逗乐儿；京剧《法门寺》陆鸿年先生扮刘瑾；压轴戏是李苦禅先生扮赵云的《长坂坡》……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听到台下有说徐州话的！在我座位后排。“唱的怪好来！”我回身一看，说徐州话的是一位健朗的老奶奶。我忙问道：“老奶奶，听倷（徐州方言，您的意思）说话是徐州人吧？”她说：“是的呢，俺是徐州南关的，大相公倷也是徐州府的？”我笑嘻嘻的说：“俺也是南关的，马市街。”老奶奶说：“哟呀！怪巧来呵，俺家是尹小桥，马市街东头里把路。”她又说道：“可染是俺儿。”又指着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俺孙子小可，孙女李珠……。”

李可染先生住在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二号。同院住的还有董希文、黄永玉等先生。打那之后我经常去，像自己家。李庚才五六岁，在美院幼儿园，星期六我接李庚送他回家。每年的春节、新年、端午节、中秋节都被叫去跟李先生全家一块吃饭。厨房主管是李先生的二妹，我叫二姑，二姑的儿子是郑于鹤，于鹤还是小青年，是泥人张大师张景祜的弟子。邹佩珠先生那时三十出头，善良而率真。李先生当年四十几岁，满头黑发，壮实，乐观，眼睛炯炯有神。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他是那么平易、随和，说着徐州话跟拉家常说徐州，叫我心里热乎乎的。

1961年春节前，我曾请李先生写“愤发图强”四个字送给我。没过几天我拿到了这幅字。楷书条幅，雄深雅健，边款写的是“开民同学嘱书。辛丑春节，可染”。正月十五我又去李先生家，偶尔到了小可、李庚小哥俩居住的西房。做梦没想到的事出现了，西方的北墙上钉着四幅“发愤图强”，都落了“开民同学嘱书”的边款。我看傻眼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原来，李先生一共写了五幅，他自己从中挑选出来一幅送给了我。一幅字而已，送给一个穷学生的，李先生竟然如此认真。如此认真！我顿时五味填膺，催泪欲哭。看着墙上的字发呆。这幅字我视为生命，激励着我的人生，几十年历经诸般浩劫和苦难，我一直完好的保存到今天。

1959年初，我在一家小纸店里发现了清代的六吉宣。六吉宣是李先生特别喜欢用的生宣宣纸，水墨画到纸上特别有个韵味。他曾经跟我说过：难买，清代的，纸头上有“王六吉”，只有透着光才能看到的三个字。并嘱咐叫我找到。我非常当回事去做。我给他买了这家小店全部的三刀六吉宣，三百张。李先生十分高兴，当场裁下一块纸，画了一幅小画送给我。

李可染 斗牛图 46.6×69cm 纸本墨笔 1988年 北京画院藏

1962年深秋，我在美术馆前街的西头沙滩的一处废品收购站，发现了一卷子字画。抖掉尘土打开看到一幅邓石如的近三平尺隶书作品；一幅恭亲王款，画着公鸡的画；还有柯璜画的芭蕉。我很顺利买到了手。天色已经黑下来了，没顾上吃晚饭，走了半个多小时赶到李先生家。展开邓石如的墨迹，李先生仔细看了又看，不说话。爱不释手。然后他问我是花多少钱买的？我说请他猜一猜。他又看了一会儿邓石如的字，说道：这么珍贵的作品难以估价。他又问我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伸出手，张开大姆指与食指比划个八字，啥也不说。李先生瞪大眼睛盯着我。我还是不说话又抻了一会儿。终于说道：八分钱，废品收购站论斤称的。我心里想这八分钱捡个大漏儿，保准能给他一个惊喜。可是他一下子脸色阴沉了，像徐州乡下农民那样用右手重重地拍着大腿，忿忿地说道：这个艺术扫地啊。艺术扫地！李先生痴痴地坐着，怆然若失，慢慢地摇着头，一声不吭。接下来还是谁都没再吱声，坐着发愣，屋子里寂静的要命。

1985年前后，有一天我和王超去李先生家。进门之后看到李先生在伏案写着什么。只见他握笔的右手明显的颤抖着。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他的心脏一直不好，多少年来手抖。他是在给四川一家不知名的小毛笔厂写信。小毛笔厂给他寄来几支毛笔，请他试用。他用了之后认为毛笔很好用，一定要写一封感谢信表示他的谢意。他的右手抖的厉害。他用左手握着右手的手腕。贴近桌面，尽力使右手平稳些。回过身对我和王超说：都别看啊，别看……他继续写着，写的很慢。我俩避开了。年迈的国画大师用他哆哆嗦嗦的手，费力的，给一个小毛笔厂家写感谢信。这一幕叫我终生难忘。他完全可以让家里人代笔或是以他的名义由中国画研究院的办公室回一封打印函了事，他不。

我所深知地是，李可染先生一辈子老实厚道，众生平等。

——整理自《中国书画》杂志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