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宠诗卷，书于嘉靖甲申（1524）十月，起首一诗《起对镜作》，细察则起字之前被挖去一字，检《雅宜山人集》卷三，诗题为《病起对镜作》，“病”字当为收藏者所去除。无独有偶，上海博物馆藏王宠诗卷，书于嘉靖壬辰八月，诗作末句“却伴山中病客愁”与款识“久病，笔砚芜秽”中的“病”字，也被挖去。拖尾王世贞跋文云：“友人王元肃云，履吉作诗时病已甚，然时时偃卧，以指画肚，曰：祝京兆许我书狎主齐盟，即死，何以见此老地下。”其中的“病已”“死何”“地”等字亦有挖除的痕迹，想必也是收藏者所为。
　　病、死、地下之类，都不是什么好字眼，收藏者很可能是心有忌讳，宁愿损坏书作，也不愿保留这些看起来不吉祥的字。作为书写者本人，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忌讳？
　　在研究晚明王铎的临摹作品时，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王铎在临摹古代集帖时，基本遵循原帖顺序，极少脱漏，如崇祯戊寅（1638）为芳老先生临《王羲之草书扇面》，依《淳化阁帖》卷八顺序临写《不得执手帖》、《此蒸帖》、《家月帖》、《不得西问帖》及《三月十六日帖》五帖。在他的册页与手卷临帖作品中，这样忠实临摹的作品更多。但是，有些临摹作品则时常出现脱字，如果不将范本的内容补足，读者看到的将是几个断断续续的句子与词语，根本无法明了其文义。这一现象，清代鉴藏家就已注意到，陶樑《国朝王觉斯杂临淳化帖》云：“以《淳化帖》考之，多有脱字。”但他对此并未深究。高文龙在对王铎部分临作进行考释时，借助原帖进行了对比揭示。白谦慎先生则结合王铎、八大山人等人的临作，指出晚明临摹的“臆造性”的特征，是一种取资经典又调侃经典的行为，其间弥漫着“尚奇”的晚明品味。这一阐释，是将晚明书家的临帖活动置于宏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的结果。
　　若是我们对王铎的临作作更细致的分类、统计与观察，就会发现王铎临作中的脱字现象，与刻帖范本的板式、作品的尺幅、应酬环境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一些“忌讳字”是有意避写的。如天启甲子（1624）季夏临王羲之《不审复何似帖》《增慨帖》是王铎现存最早的一件临帖作品，二帖在《淳化阁帖》卷八中是连属的，除第二帖“疾患小佳”一句未临外，并无其它脱字。显然，“疾患”是不吉利的字，王铎不临，是有意避免。王筠《至节帖》王铎曾十余次临摹，其中的“哀”字，王铎几乎都是避写的。像卫瓘《顿州帖》、庾翼《故吏帖》、王献之《授衣帖》中的“死罪”，晋明帝《伏想帖》中的“墓”，宋明帝《郑修容帖》里的“丧”，唐太宗《两度帖》中的“死、疾患”，王铎也都避写。经过统计，王铎临帖中避写的忌讳字主要包括“疾、哀、伤、痛、患、死、逝、悲、亡、丧、骸、恸、毒、恶、墓、葬、罪、疚、劣、灾、尸、凶”等。因为避写这些字，王铎往往连同整个词、整个句子都阙而不临，因此造成整个文本的断裂与无法理解。王羲之《奄至帖》、《嫂弃背再周帖》、《兄灵柩帖》、谢安《每念帖》等忌讳字极多的法帖，在王铎传世的临摹作品中也从未出现过。
　　王铎这类临帖作品，大多用于应酬，以立轴居多，也有一部分扇面、手卷与册页。避写忌讳字往往出现在立轴作品之中。作为家庭装饰，这些立轴会被悬挂在受书人的厅堂之中，主人也以此向友人展示他的品位与社交人脉。当一件作品作为装饰与炫耀之具时，其功能与纯粹的艺术创作、欣赏就有了显著的差别。显然，没有人愿意在家中布置有忌讳字眼的作品，即使是王羲之写的“死”或者“墓”，也没有人愿意公开在家中展示。王铎在临帖作品尤其是应酬他人的立轴作品中避写这些字，当有作品的实际功能及未来展示场合的考虑。
　　以上的分析，来自于大量作品文字内容的统计与排比，王铎本人对此从未加以说明。在明人的记载中，我们也难以见到相关的表达。但清人书札中偶有涉及，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书写活动中的文字忌讳。庞莱臣旧藏《国朝名公手札初集》第三册收陈梓《与钦老学兄》一札，转求一位“景兄”为书十二屏条：“过盛心前送旧纸，生平未见，有一稍破，到斋补入二幅向藏者，亦裁十二屏幅，烦致景兄，倘欲书唐宋诗赋，即选钞下，否则拟作唐宋元明话诗十二条，除忌讳字眼如俗忌愁、病、悲、伤等字，或统作行草，寄雪渔先生觅知已也。”在这封信中，他寄上旧纸十二幅，请对方转交景兄书写，打算寄给雪渔先生结笔墨缘。对于文字，他提出些唐宋诗赋或是唐宋元明的诗作均可，但是有一些忌讳字眼如“愁”“病”“悲”“伤”，必须避免，或者通篇以行草书写。抄写前人诗文，显然难以避免所有的忌讳字，因此在字体上作一些调节，使得这些字不那么一目了然，无疑也是变通的有效方式。
　　中国嘉德2016年春拍，又见翁心存《致子元世兄大人札》一通，提及送上蜡笺六件（内有三件系双拼者），求对方大笔代为一挥。“其字大小不拘，总归合款即可，楷中略带行体亦可，其话头则多寡不能预拟，或用汉魏唐宋人赋及四六，或用题跋及游山记序均可，只要字句吉利，无触目晦气字样者均可。即间有一二字，亦可以意改去也。避绵、奕及愉、纬等字。”除了在书体要求楷书中略带行书之意，文字内容也有一定要求，虽然抄写赋、骈体或是题跋、游山记序都无不可，但字句必要吉利。除了一些避讳字外，也不能出现“触目晦气字样”。这些字样，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忌讳字。即使偶然遇到类似的字，也需要用意思相近但看起来不那么晦气的字取代。
　　对书写文字的讲究，至近现代仍未消息。1936年，吴湖帆委托王同愈为其所拓双杯册题写引首，在给吴湖帆的回信中，王说道：“委题之件，仍用毛诗句，而加以长跋。因‘双杯’二字，音近‘悲’，不愿用也。”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说：“‘金玉双杯’四字，拟易以《葩经》语‘金玉其相’，似较典爱。今得来书，亦不欲用原语，则所见同也。”据李军先生《梅景传家之证—记吴湖帆制<金玉其相>册》一文，吴湖帆曾将家藏金、玉二杯搨出，命名曰《金玉合卺双杯册》，以为与潘静淑结婚二十年的纪念。册前王同愈在所题“金玉其相”引首后附注云：“湖帆、静淑贤伉俪，乙亥四月为结二十年之期，金爵玉盏，拓制此册，以为纪念，属为题记。《大雅》曰：金玉其相。相，质也。所以美文王之德也。又案，相有偶义，聘礼所谓相人偶以示敬也。贤伉俪相偶为敬，奕世载德，吉莫与京矣。爰书此以颂之。丙子四月，王同愈识，时年八十有二。”可知吴湖帆原先委托王同愈题写“金玉双杯”引首，但王认为，杯、悲音同，在忌讳之列，因代之以《诗经·棫朴》中的“金玉其相”四字，而吴湖帆对此也表示认可。由此可见，除了文字本身的吉祥与否，发音类似，亦被书家纳入考虑的范围。
　　以上的举证，说明无论是书写者，还是定制者、接受者、收藏者，对于书作的文字内容其实多有考究，这是因为书法除了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它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品。书法家的挥毫，可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出于艺术家的自娱或是情感抒发，他还受到来自功能、伦理等种种因素的束缚，反过来，正是这些束缚，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艺术作品中的许多费解的问题。在艺术史研究中，与其将书法视为纯粹审美的对象，不如将它首先当作一件物品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