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墨
时间：2016-08-10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清]赵之谦  行书七言古词四屏  166cm×34cm×4  纸本  1883年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释文：大痴百岁万云烟，富春帆影翠蛟泉。是否曽经蜀道险，十年写足真山川。地可锥指海可测，画意诗情渺物色。本原妙处同其波，学力厚时培以息。扁舟弈弈江天里，时有巉岩插面起。浮图野店结幽深，荷樵饱阅霜林美。我方被发寻隐沦，主人应念平谷云。癸未九月书奉爵棠观察大人鉴。赵之谦。
钤印：赵之谦印（白）?为五斗米折腰（朱）

    从宋代开始，就有了关于金石学的研究，而且宋代金石学还是清代金石学最主要的源头。〔1〕
　　考据学者为了扩大研究的范围，不断地强调金石资料的重要性，而且这可能是18世纪学术研究中治学材料与方法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梁启超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虽然金石文的作用早已为学者们所认识，但直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兴起才被发挥到极致，才引起如此广泛的重视。〔2〕
　　这些专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的学者做了两项大工程，一是尽其所能搜求海内金石文，二是对它们进行考订。
　　顾炎武像欧阳修等人一样对金石学加以重视，甚至比他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清兵南下后弃家北上，进而周游天下，所至必寻求碑刻，手自抄录，著成《金石文字记》一书。他提出了金石文的两点作用，一是其所记之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二是可“补阙正误”。浙东学派的开创人黄宗羲也重视金石学的研究，但他的研究与顾炎武稍有不同，在于从中发现“文史义例”，《金石要例》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
　　金石文之所以在考据学中受到如此重视，是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这一点钱大昕阐述得非常清楚，他说：“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因为金石文字是古物，保存着本来面目，不似手抄本或刻本会经多次抄刻而渐失其真，又有些是典籍失载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考据作用。而阮元对金石文更是理解为“刻石记号者，如今之修史也”。“古者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他将刻石当作修史，以石刻为最早的书写方式，古于漆书，更不必说墨迹了。而金石“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于汲冢者远甚”。阮元将金石文当做未经篡乱的古书来读，它能够提供的考据价值自不待言。在乾嘉学者那里，阮元是极其重视金石铭刻在经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的一个人。他甚至认为“器者所以藏道”和“器者所以藏礼”，从而将金石器物和“道”、“礼”联系在一起，也开辟出了以金石考古证经的新径。〔3〕他几乎倾一生的精力在收集金石器物。他在《金石十事记》中记述了自己收集金石器物的经过。〔4〕阮元又致力于收藏古代青铜器，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专著问世，是清代研究金文的开端式人物。在《商周铜器说上》中，他阐述了自己对金石学的认识：
　　形上曰道，开下曰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经焉。若器，则罕存者。所存者，铜器钟鼎之属耳。古铜器有铭，铭之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素传写之比。且其词为古王侯大夫贤者所为，其重与九经同之……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齐其度量，同其文字，别其尊卑。用之于朝觐燕飨，则见天子之尊，锡命之宠。虽有强国，不敢问鼎之轻重焉。用之于祭祀饮射，则见德功之美、勋赏之名，孝子孝孙，永享其祖考而宝用之焉。且天子、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贵，则不能制其器；非有问学，通其文词，则不能铭其器。然则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与器皆不坠也……故吾谓欲观三代以上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
　　阮元将金石与九经并重，并进而从古器物中求得上古的文化制度，俨然已有近世的考古学气息。
　　梁玉绳、王芑孙、郭麐（祥伯，1767—1831）、刘宝楠、李遇孙（金澜，1771—1845）、冯登府（？—1840）等人，都丰富了金石学的研究。
　　这些人所倡导的的金石学研究，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曰考订，统经史小学而言；一曰文章，重其原始体制；一曰艺术，兼赅书画雕刻。对于整个清代来说，三个方面都显得很重要，而于学术艺术影响最大者，一为考订，一为书法。综其功用，可以证经典之异同，正诸史之谬误，补典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
　　自顾炎武以后，钱大昕、翁方纲、黄易、王昶、吴玉搢等人，都是研究金石学的名家。其中最为突出的，应属钱大昕与毕沅。
　　毕沅长期任职于古代屡屡定都之地的关中、中州地区，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文物金石的丰富性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关中地区，碑碣之富，甲于海内。毕沅和他的幕僚们—孙星衍、钱坫、张埚、严观、钱泳等人—在金石学方面的成果，体现在两部著作之中：《关中金石记》八卷，《中州金石记》五卷。毕沅作湖广总督时，曾“檄访各路金石拓本”—考据学使金石学获得了巨大的生机，并把它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显赫地位。洪亮吉在《卷施阁文乙集》卷六《中州金石记后序》中赞赏这两部书将“秦凉之宝墨，荆豫之贞珉，搜采靡遗，殆称观止”。钱大昕更是在《关中金石记序》中盛赞说：
　　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而经史之实学寓焉。“侧”、“菑”异本，任城辨于《公头号》；“戞”、“臭”殊文，新安述于《鲁论》；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于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
　　追随毕沅的武亿，在金石学方面的造诣为同辈们所称道。孙星衍在给武亿作的传中说武氏“所得列代金石为古人未见者数十通，因之考正史传者又数十事。今中州人知读古书，崇经学，搜访碑刻，备一方掌故，多自亿为倡始”〔5〕。这虽是论武亿之功，但从中可见中州学风以及金石学普及的文化氛围。中州如此，它处也是如此，大师与普通读书人上下呼应，形成一种重视金石铭刻的风气。
　　孙星衍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所藏碑自秦、汉、魏、六朝、唐、五代止于宋、元，又有汉、唐、宋石经，以至于人们认为平津馆收藏碑版，宇内号称富有，洪颐煊还有《平津馆读碑记》这本专书记载他的收藏。孙星衍和严可均一同撰有《平津馆金石萃编》，又有《魏三体石经残字考》《寰宇访碑录》等专著。他与许多学者同气相求，认为石经“足以补正《说文》及经传者不少”。又说：“洛阳碑石倘复出，鲁王壁简应重诠。”金石文不仅可补经史之缺，正其失；而且可解经史疑义，正千古之误，重新解释经文，足见他对石经考据作用的重视。他将金石学置于仅次于史学的地位，可见他的重视程度。
　　钱大昕一生致力于金石碑刻拓本的收集与研究，家藏各种拓本二千余种，编为目录八卷，著有《跋尾》八百余篇，详细注明石刻的作者、书写者、题跋者之名，以及雕刻之年月、存佚之地点以及书体之别异等，王鸣盛对此书极为激赏，认为超过了欧阳修、赵明诚、都穆、赵崡、顾炎武、王澎、朱彝尊等七家。
　　在金石研究方面，钱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两千余通，其时代上自秦汉，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余篇。他继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后，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种并一一考订，先后编订并刊行了《续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三集》六卷、《四集》六卷，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编为《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和《附录》二卷。
　　翁方纲（覃溪，1733—1818）也是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尽管他的著作没有收入《清经解》之中，但是他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巨大的。在参与编纂《四库全书》期间，专司编私人藏书家所进呈之善本书籍。他的名著是二十二卷本的《两汉金石记》，1789年在江西南昌刊印。在广东学政的任上，他将广东省大量的古今铭刻都收于《粤东金石略》一书之中。他对许多著名的青铜器和绘画、书法作鉴定以及大量的注释研究，还为朱彝尊的《经义考》作过补正，名为《经义考补正》，共十二卷，于1792年出版。
　　在清代学者那里，部头最大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可能要算是王昶（述庵，1725—1806）的《金石萃编》。这部书收集了自先秦至辽、金的历代碑刻、铜器铭文和其他铭刻一千五百余种，著成于1805年，梁启超甚至认为它荟录众说，颇似于一部“类书”。
　　近人容媛著有《金石书录目》十卷（1935），将金石学所包括的范围分为总类、金类、钱币类、玺印类。石类、玉类、甲骨类、陶类、竹木类、地志类十类，每类之中又分为目录、图像、文字、通考、题跋、字书、杂著等子目以分领之，从南朝梁一直到近代，共得977种著录书，清至近现代就占了906种之多〔6〕，足见清代金石学的发达。
　　但是从现代学术的眼光看，清代的金石学也引起了现代学者的批评。李济曾以宋代吕大临《宣和考古图》（1092）的记载和清末端方的《陶斋吉金录》（1906）这两部金石学名著相比，发现就铜器的出土一项而言，前者远比后者详细。李济认为，八百年来的士大夫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了解出土地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材料。吕大临定下的一些研究吉金的基本规则逐步被放弃，只剩下最学究味的工作，对实物的研究被题跋所取代，客观的了解被古董趣味所凌驾。〔7〕
　　虽则如此，没有清代的金石学成就之基础，现代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无法想象的。至少，像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都是凭借着早先受过的金石学的训练，才熟练地解决了新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铭文，从而引发了对古代中国的重新认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光

（本文选自《中国书画》杂志2016年第8期“专家论道”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