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艺术可能更像是大师的“点鬼簿”，而为这些大师铺路的人，则垫在大师的脚底，不单一般的人们视而不见，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往往不太加以注意。
   而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师都不是凭空产生，虽然他的成就可能空前绝后，但正是这些奠基人托起了他的成就。
   从1356—1367年之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地方政权。张士诚曾经是朱元璋的劲敌之一。在他统治苏州期间，他吸引了江南各地一流的诗人、画家来到这里，苏州除了提供舒适的物质生活之外，浓郁的文艺气息让这些文人的才华大放异彩。
   虽然张士诚的部队最终放弃了抵抗，但朱元璋在登基之后仍然加大力度对苏州有关人士进行惩处。他似乎特别痛恨这座城市，以及他根本无法进入的文人集团。1374年，苏州知府魏观因被诬告谋反而遭处死，上百名文士遇害，其中包括明初最优秀的诗人高启。同时，他又流放了数以千计的苏州人，例如，徐贲被贬到朱元璋的故乡淮河流域，虽然一年后准许回到苏州，但在1378年因微罪入狱，在行刑前因绝食而死于狱中。玉山草堂的顾阿瑛也在流放之列，再也没有回到苏州。在他的严厉打击之下，曾经在元末较为安定和繁华的苏州，进入一个相当残酷的低潮期。王锜在《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中回顾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士诚）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者、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1436—1449）、天顺（1457—1464）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年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亦繁盛。”（参见《明代文化史》，第163页）
   这种观察，刚好符合吴门画派兴起的步伐。
   吴门画派领袖沈周（宣德二年至正德四年，1427.12.9—1509.9.4）的横空出世，正和他的前辈们分不开。
   沈周的曾祖沈良琛（号兰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富人，大片的田地和粮食收成给他带来的财富，可以让他广交朋友，并让自己子孙接受良好的教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元四家”之一的王蒙（约1301—1385）有很好的关系，王蒙也曾专门给沈兰坡画过画，这幅画在沈周时，还曾求程克勤为这幅画题字。沈周的朋友吴宽有诗专述此事：“黄鹤山人樵古松，踏月夜访兰坡翁。浴鹅溪边放杯酒，尺素顿发青芙蓉。”（《沈周集》，上册，第249页）对于沈周曾祖和王蒙的亲密关系，吴门画派显然是引以为豪的。
   沈周的祖父名澄，字孟渊，住在西庄，他曾有机会出仕，但他没有接受。家中每天宾客不断，时人把他比作元末玉山草堂的顾阿瑛（1310—1369）。他活了八十八岁。
   沈澄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沈贞，一个叫沈恒，号同斋，沈恒是沈周的父亲—经常有研究者搞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应该的。
   沈周7岁拜著名学者陈宽为师，虽然好像教他的时间并不长，但沈周对他极为尊敬。41岁时他画了《庐山高》一图给老师陈宽祝寿。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是他有纪年的第一幅巨作。
   陈宽是江西人，所以沈周借用庐山的崇高来比喻陈宽的学问和道德—高居翰《江岸送别》里沈周一章，竟然认为“陈孟贤”名不见经传（三联版，第64页），显然失考。
   陈宽（字孟贤，号醒庵），临江（今江西清江人）。陈宽的父亲叫陈继（嗣初，怡庵，1370—1434），是沈周伯父和父亲的老师。他曾官翰林五经博士领阁事，检修《两朝实录》，与王蒙、倪瓒关系极好，且是二人绘画成就的积极鼓吹者。陈继的父亲叫陈汝言（惟允，1331—1371），随父亲陈征定居于苏州。他父亲去世时陈继兄弟二人年龄都小。在二十多岁时，陈汝言成为昆山顾阿瑛的座上宾，并参加过1353年1月底顾阿瑛在玉山草堂的一次聚会。在那次聚会上，陈汝言为宾客们弹奏了琵琶，并赋诗助兴。此后，他的形象又以善画著称。
   1368年，陈汝言被任命为济南府经历。与此同时，他的好友王蒙在泰安任知州。1370年冬天，陈汝言拜访王蒙，见王蒙正在画泰山之景，时大雪，陈汝言用小弓挟画笔用白粉弹到画面上，将王蒙的画改为雪景，王大叹服，以为神奇，遂改画题为《岱宗密雪图》—敢于直接动手为“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改画，可见其艺术水平之高超。陈高华所编《元代画家史料》，并未收入此人。
   1371年秋，陈汝言被朝廷处死，临死前还镇静地索笔为画。他的遗孀带着陈继回到苏州。陈继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两万多册图书，精通经学，他在学界有很高的声望，沈周的父亲和伯父都在他门下读书。
   王蒙出生于吴兴，元朝末年曾一度为官，但不久他就退隐于杭州附近的黄鹤山中，并自号“黄鹤山樵”。大概从1340年起，他就经常到昆山顾阿瑛的玉山草堂去参加雅集活动。这里曾经是元代末期的文化中心。王蒙在这里先后认识了黄公望（1269—1354）、倪瓒以及苏州的一些画家和诗人。甚至从1360年以后的十年间，王蒙一直都住在苏州，或在周围游历。显然，苏州给王蒙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他也为苏州后来吴门画派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凡与之有关联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投入大狱。王蒙因为曾经和一些友人到胡惟庸的府上赏画，因而也被牵连入狱，并于1385年死于狱中。
   按道理，在王蒙的晚年，尤其是在泰安时期，应该有许多精彩的作品出现，但是从1370—1383年间，他几乎没有作品流传下来，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而唯一的可能是，随着他的入狱，他的作品也被有计划地销毁了。收藏在沈家的王蒙作品，也可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陈高华在《元代画家史料》王蒙条的导语中认为，王蒙由于和赵孟頫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诗文书画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得到过一些人的赞扬，但在元末，王蒙“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后起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并无多大影响”。
   这种判断是符合史实的。
   王蒙影响了苏州一带的许多画家，如徐贲、王绂。而他能够上升为“元四家”之列，可以说正是由于吴门画派画家们的高度推崇。
   对于沈周而言，元末明初的文化氛围正在向着好的一面转化。虽然王蒙死在他出生前的52年，但因为他祖父、父亲和师长的关系，王蒙离他似乎并不遥远。
   苏州有一老画家，叫沈遇（字公济，号臞樵，1377—1458后），也是相城人。他早年曾经在宫廷中求发展，并得到当时太子的欣赏，因健康原因回到家乡时，成为以沈澄为首的文人圈子里一个重要成员。
   沈遇现在有一件作品遗留下来，是他八十二岁（1458）所作的《南山瑞雪图》。他作此画时，沈周只三十岁出头，尚未能在画界立足。
   沈遇的画与元代黄公望、倪瓒等人风格不同，他更偏向于北宋风格，虽然在画面的力量感上远逊北宋画法，但画面的繁茂丝毫不亚于王蒙。沈遇应沈澄之约而作《西庄雅集图》，《无声诗史》卷一“沈遇”条，记沈周临沈遇《雪图》跋语云：“臞樵沈公，以善画人物山水名于宣德、正统间。尝征至京师，比还，声称益藉，学者颇众。先君同斋处士实尝师之，但先君笔法稍加细润，当时评二家之笔，谓臞樵有岩穴之气，先君得富贵之习，虽各自名家，而实出一钵也。??至不肖聪明不逮，学识又疏，既稍变其法，遂失师承，深自痛恨。家世所藏《雪图》，乃先生得意之作，暇日弄笔有竹庄，偶得匹纸，遂乘兴临一过，极知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予第少常给事左右，颇知公用笔之意，故亦不敢自让，恨先君不及见之耳……”
   沈周“少常给事左右”，正是勤奋向学之时。这一关系导致王世贞误将沈遇当作沈周的父亲。
   在沈周之前，另外一位前辈画家也值得我们的注意，他就是杜琼。杜琼当苏州地区最富名望的一位教师，许多名人都是他的门生，如吴宽，如沈周。
   杜琼（周嘉，东原耕者，1397—1474），生于苏州太平坊富裕人家，杜琼在七岁时拜陈继为师。陈继在1411年应召为官之后，杜琼就代替了他的位置开始传道授业。他虽然一生没有为官，但是他却有着尊贵的乡绅身份。以至于他在逝世时，多达数千人为他送别。
   沈周所著《杜东原先生年谱》，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的绘画。不过，在沈周的诗集中，却常常可以看到他题杜画的诗作。在吴门画派形成的过程中，杜琼却并不是一位可以随意忽视的画家—可以说，他是坚持模仿董源及其传统最坚定的画家之一。在他的观念里，“马夏铁硬自成体，不与此派相合比”，则把明初院体和浙派中最重要的马夏二人排除在外。无疑，他丰富的关于绘画史的知识，对沈周的影响应该比较大，而且，他甚至比董其昌更早地勾划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南北宗”。
   他的画，构图饱满，山石总是喜欢使用圆润细密的披麻皴，浓墨点苔，而这显然是模仿王蒙风格并略出新意。杜琼自己也认为学王蒙颇有心得，他在52岁时作的《萝萱堂水墨山水》中就自题云：“余学黄鹤（王蒙号）最精。”顾复《平生壮观》评价他于正统年间所作的《对泉图》时，也称他“学叔明能脱塞实之习，自然高雅”。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南派绘画的正宗传人，他把自己和另外两位画家王绂和沈遇相提并论。
   对沈周的绘画有更大影响的，是刘珏（廷美，完庵，1410—1472），他比沈周大17岁。刘与沈周的祖父和父亲都过往很密切。他存世的《清白轩》和《临安山色图》，都与沈周或沈家有关。
   《清白轩》作于1458年，上面有沈周祖父和父亲的题字。1471年，在沈周的陪同下，刘珏前往杭州游玩。但他们在途经嘉兴时遇到大雪，于是在嘉兴的某位友人家中停留几日，沈周在自己的画作中提到此事，刘珏也画了一幅诗画卷送给沈周的弟弟沈继南。
   从这幅画的风格上来看，我们有理由做出谨慎的推断，他们在嘉兴看到了吴镇的作品—他既不像黄公望那种沉稳，也不像王蒙那么细密，用笔粗放雄厚。这次创作一定给已经44岁的沈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李日华认为沈周醉心于吴镇，晚年竟然分不出谁是谁的作品。
   刘珏藏有巨然《赤壁》《雪屋会琴》二图，后来，这两幅绘画都转到了沈周的手里。（《沈周集》，第250页）
   早年的沈周偏爱王蒙那种纤细微妙的画风，这应该是受了父亲、伯父、杜琼等人的影响。但他后来更喜欢吴镇那一种粗放。而刘珏，无疑是吴镇的最早的模仿者。
   文徴明在沈周早年的一幅画上强调，沈周早年所作不过是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即1467）以后，始拓为大幅，“粗枝大叶，草草而成，虽天真烂发，而规度点染，不复向时精工矣”。
   也许，只有理清了这些人对沈周的影响，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沈周及其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