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是当代中国艺术社团中“硕果仅存”的唯一的样板。说它是唯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一个在当下仍生机勃勃的精英社团却拥有百年历史，这在当代是无与伦比也无可取代的。在目前的中国，除了少数知名高校有百年历史之外，涉及到社团，别说是百年历史，即使五十年史亦不可得。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近代史的百年沧桑，经历了清末维新、民国初建、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等等，要以一个官方的立场来维系百年，则政权更替，在此为是在彼为非，在此为友在彼为敌，不可能有百年承传；而如果以一个民间的立场来坚持百年，则横跨至少五代人的人事嬗递，无论是经济的接续还是人事观念的接力，都难以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只有西泠印社，冥冥中似乎有神灵护佑，竟历百年之遥，不可不谓其为一大奇迹也。

早期西泠印社雅集的留影

其次是百年时事变迁。人的生活观念、社会观念、文化观念会经历历史大潮的多少轮冲刷。金石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现代大学分科体制下早已不存；许多学科早已另立名目或迹近消亡，又有许多原来未见的学科新目录面世甚至蔚为大观；但西泠印社立社百年横跨五、六代人，却能始终如一，存亡继绝，吾道不孤，一以贯之，有着明确不易的信仰与目标，这样的奇迹，亦不可不谓为是一大奇迹也。

再次是立社的原则：“精英主义”、“文人士大夫主义”。迄今为止一百年间，全部社员不过四百多人，已故一百余位，在籍的社员今有三百多位。一百年间的成员如此少而又少，横跨五、六代掌社名家均取严选态度，实在又是一个奇迹。又以西泠印社特别讲求文人士大夫式的诗书画印一体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体现最为明显，60年代后又为了强调这个唯一的特征，乃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之外再加上“兼及书画”，使诗书画印的综合效应更见清晰。象这种横跨百年历经周折却仍然不改初衷的“坚持”，亦不可不谓为奇迹也。

早期西泠印社雅集的留影

再论“名家”在西泠百年中的地位。建社之初，是“名家治社，名人主导”。从20年代到40年代，西泠印社是以纯民间方式在时局动荡中坚持生存的；在当时，名人是最大的社中资源与号召者，由于是民间，故尔西泠印社自然而然以名人为主导，探索出一套以名家治社的管理、维系、运营的方式。但在50年代初以后，民间的私人社团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1956年再开始筹备西泠印社之时，名人的主导力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已经荡然无存，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社团几乎无望生存而必会半途夭折（事实上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之间，印社已处于完全停顿状态）。但政府的强力介入，在体制上势必会对原有的“名家治社，名人主导”的方式产生冲击甚至改变，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艺术上的要求置于更重要更先决的地位。但奇怪的是，从50年代的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官员，横跨30年到80年代甚至再到新世纪，政府对西泠印社的全力支持，仅限于人力物力和体制上的物质上的支撑（这些支撑对西泠印社的生存百年是至关重要的），却大都不介入社团的艺术、学术运营与管理，而把这方面的责任委托给艺术家名家来担当，从而形成一个百年社史后半段的“名家治社，政府引导”的新模式。

西泠印社的创立者丁仁（左）、吴隐（右）在孤山论印

面对这样的“百年名社”，今天我们这一代西泠印社中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信念、信仰和信心？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西泠印社肯定不是一个大众娱乐团体，也不是一个仅仅在民间活跃着的自娱自乐的艺术社团，它是一个在百年中集中了一流士大夫文人，集中了民间与官方、艺术家与学者、学术与商业、地域与国际化等种种积极要素的一个“结晶体”。

西泠印社不同于美协和书协。因为美协、书协分工明确，美术家、画家不会被要求必须是书法篆刻家；书法家也不会被要求还必须同时是画家。即使是纯正的书法家、画家，也应该是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创作家，也不会还同时被要求必须是个士大夫文人，还得是一个诗书画印综合的传统文人。但是，这却正是西泠印社的目标。

西泠印社中、日老社员们在孤山讨论印学

西泠印社显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孤岛”。这个“孤岛”在如火如荼的书画热中，能有效地丰富当代艺术发展的庞大体格—在协会模式之外，还可以有一个即使处于非主流地位的“西泠印社模式”。西泠印社存在于当代的价值是：它可以承担主流以外的“拾遗补阙”的功能，为遍地开花的美协、书协的专业创作、展览研讨活动，提供另一种“生态”；是以有学术目标、有艺术含量的，但又以文人雅集方式体现出来的种种“诸相”；它是艺术的学术的、但又可以同时是文人的雅玩的。

西泠印社丁亥重阳补行四十周年纪念社员合影

西泠印社需要的不是表面的经营，而是一种“守望”：精神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