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初编》有别于其他著录处，是对历朝名家作品以真赝、摹临及艺术水准分为上等或次等。上等者对其材质、尺寸、款识、题跋等著录甚详，并附有编者的考证，次等者则所记较略。编者的态度甚为分明。

 　　说起编者的态度，我相信在初编时期，不论是石渠馆臣还是乾隆本人，都曾努力遵循着乾隆在上谕中指出的先要“详加别白”，再定作品等级的基本原则。有一事值得一提，乾隆初登基时，他在青宫时的一批藏品随着他一起被带入紫禁城。据《清乾隆朝书画来源考》一文作者统计，共有38件。就我所见，却至少有43件，甚至更多。这些乾隆青年时代的藏品，每一件都有弘历宝亲王时期的诗题。但其中除张照两件、赵孟頫《书中峰上人怀净土诗》和王原祁两轴被评为上等外，其余都被列为次等。那些号为唐宋元明名家之作，目前大多还存于世上，有些已刊载于台北《故宫书画图录》，如郭熙《峨眉雪霁图》、李昭道《蓬莱宫阙图》、赵伯驹《滕王阁图》、唐寅《秋林高士图》、仇英《清明上河图》等。从图录上已完全可以肯定皆非真迹，有些甚至是拙劣的伪作。另有一件赵伯驹《仙山楼阁图》，今藏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定其为伪，杨仁恺称其为明代苏州片。这些品质存在问题的作品在《石渠宝笈初编》中都被定为次等，都可证《石渠宝笈》编纂者对这些作品的品级评定基本是严肃的，其论断基本是正确的。

　　可是引人深思的是，上述所有作品都有乾隆在宝亲王时期的题跋。可以相信这些编纂《石渠宝笈》的乾隆近臣，如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是不敢将这些有皇上亲笔题赞与钤印的作品都打上“次等”这样的差评的。上述这种情况证实了以下几点：一、乾隆青年时代的鉴赏眼力水准甚差。像郭熙《关山积雪图》、王振鹏《鲁恭三异图》、戴进《扁舟访客图》等如此低俗的伪劣之品尚不能分辨，仍要题诗赞誉，未免令人失望。二、乾隆青宫时的题咏大多不题于古画本幅，立轴一般都题于诗堂，手卷多题于隔水裱绫上，并不像他当了皇帝后随意在本幅上信手题咏，有时一题再题无数次，题得不满意时会刮去重题，破坏了画面而好像并不痛惜。对古画珍惜的态度前后判然有别。三、在乾隆督促指导下完成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所以能将上述藏品都定为次等，说明乾隆君臣对这一巨著编纂的态度是认真的，有些误定真伪的行为是认识问题，而未必是皇权干预的结果。四、乾隆能同意馆臣将他那么多旧藏定为次等，说明他的鉴识水准在当了皇帝的八九年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五、在刚登基的这些年，乾隆尚比较开明，对青年期鉴识的失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载之史册而不忌讳，对于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