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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易元吉生平与作品考(上)

◇ 吴灿

时间:2021-05-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宋]易元吉(传)  乔柯猿挂图扇  26.4cm×24.2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易元吉是北宋中期的著名画家。跟历史上大多数的画家一样,关于易元吉的记载也只有画史著作中的简要文字。此外,两宋文人的文集中也可以零星地看到与其作品有关的题咏。这个名字能时不时出现在明清收藏家的笔下,主要是因为他还有一些绘画传世。不过,一千多年来,他始终笼罩在迷雾中,没有呈现出清晰的轮廓。他流传至今的作品,据说有十多件,但几乎都存在争议。

1985年,徐建融写了《赵昌和易元吉》一文,对易元吉的生平及艺术进行了简要而系统的梳理。不过,因为成文年代尚早,囿于文献,有些问题尚可商榷,比如将易元吉视为画院画家并不确切。还有几篇论文根据当代归入易元吉名下的作品进行研究,探讨其艺术特色及影响。整体来说,目前对于易元吉的研究非常不够,一是对已有的文献解读空间还很大,二是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根据已有的历史文献,对易元吉的生平及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研究,试图尽可能地还原这一艺术家的真实面貌。

[宋]易元吉(传)  枇杷猿戏图轴  165cm×107.9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一、生平经历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成书于成熙七年(1074),是最早记载易元吉生平的典籍。此后成书于宣和二年(1120)的《宣和画谱》、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图绘宝鉴》之类画史著作所录的易元吉传,都来源于《图画见闻志》中的这段文字: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灵机深敏,画制优长。花鸟蜂蝉,动臻精奥。始以花果专门,及见赵昌之迹,乃叹服焉。后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动经累月,其欣爱勤笃如此。又尝于长沙所居舍后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治平甲辰岁,景灵宫建孝严殿,乃召元吉画迎厘斋殿御扆。其中扇画太湖石,仍写都下有名鹁鸽及雒中名花,其两侧扇画孔雀。又于神游殿之小屏画牙獐,皆极其思。元吉始蒙其召也,欣然闻命,谓所亲曰:“吾平生至艺,于是有所显发矣。”未几,果敕令就开先殿之西庑张素画《百猨图》,命近要中贵人领其事,仍先给粉墨之资二百千。画猨才十余枚,感时疾而卒。元吉平日作画,格实不群,意有疏密。虽不全拘师法,而能伏义古人。是乃超忽时流,周旋善誉也。向使元吉卒就《百猨》,当有遇于人主;然而遽丧,其命矣夫。有獐猿、孔雀、四时花鸟、写生蔬果等传于世。建隆观翊教院殿东獐猿林石绝佳。(又尝于余杭后市都监厅屏风上画鹞子一只,旧有燕二巢,自此不复来止。)

这段文字共四百一十八个字,在《图画见闻志》所有画家传记中字数最多。后世大名鼎鼎的画家很多,其传记也就几十字到三百多字不等,如董源七十二字,范宽九十四字,郭熙九十五字,黄筌二百二十八字,徐熙一百四十六字,崔白二百四十三字,武宗元三百二十三字,等等。传记文字的数量与传主的分量是成正比的,由此可见易元吉在郭若虚心目中的地位。

秦汉以来,士人取名好引经据典,至宋尤盛。南宋俞成说:“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体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唐代贞观元年(627),天下为十道,江南道范围包括今湖北南部、江西、湖南。这段文字用来形容长沙人易元吉的取名,也无不可。易姓在北宋时期的长沙是大姓。易元吉之名字,应当来源于《易经》的履卦“上九”象传:“元吉在上,大有庆也。”据此以“元吉”为名,“庆之”为字。姓“易”而以《易经》的文字来命名,比其他任何用《易经》文句取名的姓氏都要显得浑然天成,也可见易元吉的父辈当并非普通白丁。

郭若虚的这篇传记没有具体记载易元吉的生卒年,只能大体推断出他的活动时间。易元吉于治平甲辰岁(1064)入宫绘制屏风,则此之前应当是名家。从“未几……感时疾而卒”来看,易元吉的去世时间当在入宫后不久,所以其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时期。由于《图画见闻志》中关于易元吉入宫的时间只出现年份而不见月份,只能推测他大概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4)末或者治平三年(1065)初去世。

易元吉有多方面才能,而绘画方面特别突出。在整个宋代,被载入美术史的湖南画家只有易元吉一人,但一些资料显示,当时在长沙及周边一带的书画交易十分兴盛,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长沙有一个规模较大的画家群体。例如,张南本的水陆画,“后来为人模写,窃换真迹,鬻与荆湖商贾。”米芾(1051—1107)《画史》载:“长沙富民收水鸟芦花六幅。”《图画见闻志》没有记载易元吉的直接师承,他“以花果专门”之后才见到赵昌的作品,而且毅然改换绘画题材,才有了后来以“猿獐”名世的易元吉。他的师父不会很有名,甚至有可能是自学成才。在长沙期间,易元吉于家舍附近种花养禽,随时写生。他在园圃中观察自然对象研习绘画的形象成为画史上的经典,直到清代的文人仍旧对此充满想象:“易元吉于圃中畜鸟兽,伺其饮啄动止,而随态图之。”

根据《图画见闻志》记载,易元吉所到过的地方不多,大半生主要在长沙及其周边地区活动,并特意强调他“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北宋时,荆湖分为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大概涵盖了今天的湖南湖北两省。万守山之名,翻遍湖南湖北两地方志都未见记载,连地名相近的都没有,不知具体所指。或者记载有误,或者为避讳,目前囿于资料难以考证,只能确定在荆湖南北两路之内。从“入万守山百余里”来看,不是一座小山。《宣和画谱》于此则省略不提,只是简述成“遂游于荆湖间,搜奇访古”。

[宋]易元吉(传)  缚猴窃果图轴  96.2cm×54.2cm  绢本设色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易元吉在老家长沙期间,遇到了提携他的刘元瑜。刘元瑜“性贪,至窍贩禁物,亲与小人争权,时论鄙之”,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确实是易元吉的贵人。庆历年间(1041—1048),刘元瑜从天章阁待制改任潭州知府。庆历七年(1047),他派当地人杨谓进入梅山,为大宋新增户籍人口一千二百余。在这期间,刘元瑜将易元吉私补为助教,为从九品。到了仁宗嘉祐三年(1058),刘元瑜因此事遭到惩罚,并被贬到随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八载:“丁亥,降知邓州、吏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刘元瑜知随州,坐前知潭州私补画工易元吉为助教。”其实,这类由地方官员将画工进行提拔授予官职而事发后被贬职的现象并非孤例,如《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载:“(嘉祐)四年二月七日,提点河东路刑狱公事、祠部郎中庞汝弼降知华州,坐尝知遂州补画工陈义为传神学究。”助教虽为从九品,但也是一个有俸禄的官职,数量并不多。如熙宁三年(1070),得特奏名进士“许铨以下四百七十四人,赐本科及第、同出身、授试监簿、诸州文学、长史、助教。”熙宁六年(1073),“试将作监主簿、州长史、文学、助教,总六百九十一人”。因此,易元吉本人非常看重这个职位,经常题在画上以此自矜。夏文彦《图绘宝鉴》载:“画上多自书‘长沙助教易元吉画’。”有时又含糊带过,自称“潭散吏”。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一载:“易元吉纸上子母猿二十余枚……上题‘潭州散吏易元吉作’甚佳。”赵希鹄介绍了易元吉落款的习惯:“书于石间。”

据“余杭后市都监厅屏风上画鹞子一只”,易元吉可能到过杭州。当然,由于并非固定的壁画,而只是可移动的屏风,有可能是被人带到杭州去的。不过,结合《图画见闻志》中“又于神游殿之小屏画牙獐”来看,去杭州绘制屏风的可能性要大。在开封的神游殿是先立好屏风,然后才“于神游殿之小屏画牙獐”。《图画见闻志》中这类记载很多,如卷四载李隐“及画山水于五殿屏”、郭熙“敕画小殿屏风”等,“余杭后市都监厅屏风上画鹞子一只”也是这类句式。在传记的最后,郭若虚补充说易元吉于屏风上画鹞子之后,“旧有燕二巢,自此不复来止”。这是文学性的套话,只是用来形容他的画艺高超。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载厉归真的事迹也是如此:“唐末江南有道士历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纾,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粪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鹞,笔迹奇绝。自此雀鸽无复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图画见闻志》卷二为厉归真作传时直接采用了这段材料。明代高濂的《燕闲清赏笺》收录了二十七个这样形容画家技巧高超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种对画家的神话似的描述不过是模式化的书写。

都城开封的书画交易十分频繁,有专门的集市。《东京梦华录》卷二载:“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这应该是吸引易元吉进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开封期间,易元吉跟崔白、郭熙等画家一样都受过童湜的资助,《宣和画谱》卷十二载:“父湜,雅好藏画,一时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悫辈,往往资给于家,以供其所需。贯侍其父,独取其尤者。”“资给于家”是说童湜提供资助,请这些画家到家中进行创作。作为交换,画家当然也会送作品给童湜。童湜是开封本地人,徽宗朝权臣童贯(1054—1126)之父,《宋史》无传。苏轼《童湜可特叙内殿崇班》云:“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谨,坐废历年,而能祗畏以盖前失,既更大眚,稍复汝旧,往服厥官,益敬无怠,可。”内殿崇班为武臣阶官,宋太宗年时为七品,宋神宗年间降为正八品。虽然官阶不高,但家中财富颇丰,所以才能资助易元吉等名手。无论如何,易元吉是曾受惠于童湜的。不过,易元吉住童湜家中时,童贯还不到十岁,两个人年龄差距太大,谈不上什么交往。但父亲言传身教资助画家的举动,让童贯耳濡目染。

嘉祐八年(1063)四月宋仁宗驾崩,治平元年(1064)开始,易元吉因画名突出而被召入宫为皇家绘制宫殿壁画。至少在此之前,他应该在都城开封活动过相当长的时间,画名才能在京城逐渐得到传播,也才能与很多有能力推荐他入宫的达官贵人进行交往。他到开封来,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有机会进入画院成为专职画家,所以一旦蒙诏,就立刻对亲友说:“吾平生至艺,于是有所显发矣。”可惜未能如愿,至死也只是为朝廷画过画的体制外画工,而非画院画家。程大昌《演繁露续集》载:“(1064年3月)诏:‘三司用内藏库钱三十万贯修奉仁宗山陵。’”入内都知任守忠、权户剖副使张焘提举三司修造宋仁宗神御殿,即孝严殿。孝严殿在景灵宫,而景灵宫建于中祥符五年(1012)。《宋史·礼制》:“圣祖临降,为宫以奉之。”《文献通考》卷九十四载:“英宗治平初,景灵宫西园作仁宗神御殿,曰‘孝严’,别殿曰‘宁真’,斋殿曰‘迎釐’,景灵西门曰‘广佑’。”祭祀性的宫殿,通常都会绘制壁画以及屏风,《图画见闻志》中有一段专门的文字记载:“治平甲辰岁,于景灵宫建孝严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鸠集画手,画诸屏扆、墙壁,先是三圣神御殿两廊,图画创业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礼,次画讲肄文武之事、游豫宴飨之仪,至是又兼画应仁宗朝辅臣吕文靖已下至节钺凡七十二人。”孝严殿因为是主殿,所以墙壁上应绘制文武大臣。而迎釐殿是孝严殿的斋殿,且绘制的载体为“御扆”,即屏风,题材轻松活泼,易元吉的才能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此事由“近要中贵人”主持,未知具体何人。按《图画见闻志》卷六载:“时张龙图(焘)主其事,乃奏请于逐人家取影貌传写之。”《宋史·张焘传》载:“孝严殿成,请图乾兴以来文武大臣像于壁。”似乎张焘只是主持了孝严殿主殿的壁画绘制。

在开封期间,易元吉还在翰林院、神游殿、开先殿与翊教院四处地方绘有作品。翰林院的作品为屏风,跟神游殿的作品一样。开先殿建于天圣八年(1030),是供奉宋太祖御容的场所。《宋史》卷四载:“冬十月壬辰,奉安太祖御容于太平兴国寺开先殿。”九年后,又安放了宋太祖皇后的御容,《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己卯,奉安太祖皇帝孝明皇后御容于太平兴国寺开先殿。”在易元吉往开先殿画百猿图之前,该殿已经屡遭火灾,数次重修。从“敕令就开先殿之西庑张素画《百猨图》”这句来看,此《百猿图》是画在卷轴上的。绘制之初,“先给粉墨之资二百千”,即两百贯。按照当时的物价,并不算高。二十年前,开先殿光是修复两根柱子,就用了一万七千五百贯。当时的东京,初夏的茄子与瓠瓜刚上市时,一对可以卖到三十到五十贯钱。按照这个物价,易元吉获取的报酬最多只能买到十三个茄子或者瓠瓜。因此,易元吉看重这一工作,并非是它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而是能够获取更大的名声。建隆观是一座道观,与北宋皇家关系紧密,可视为皇家道观。《宋史》本纪第四记载宋太宗多次前往建隆观参加祭祀活动。建隆观翊教院留下了很多当时的著名画家的活动记录,如易元吉同时代的开封本地画家任从一,《图画见闻志》记载了其事迹:“今建隆观翊教院殿后,有所画《龙水》二壁。”易元吉在翊教院殿东所画的“獐猿林石”,可能也是壁画。

[宋]易元吉(传)  猿鹭图页  23.4cm×23cm  绢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总体来看,易元吉早期活动于长沙以及周边的荆湖地区,中间去过杭州,最终在开封画画,并卒于此。
北宋刘挚(1030—1098)《题易元吉画猿》诗云:“传闻易生近已死,此笔遂绝无几存。”诗中称易元吉为“易生”,可知易元吉死时当为壮年。司马迁作《史记》,称三十三岁时就去世的贾谊为“贾生”,此后就以“生”来指称有才情的年轻男子。易元吉去世时,诗人张耒(1054—1114)才十岁左右,他在成年后的一首诗《獐猿图》中同样将易元吉称为“易生”:“妙哉易生笔有神,以此成名以终身。”南宋周紫芝《题赵倅家獐猿图》亦称:“易生画手妙,幻出猿与獐。”结合易元吉在《宣和画谱》中留存的大量作品来看,创作年限又非常长,可以推测他去世时大概就是四十岁左右。

易元吉之死,当时即有两种说法。除了《图画见闻志》中的“画猨才十余枚,感时疾而卒”之外,米芾称:“元吉尝画孝严殿壁,院人妒其能,只令画猿獐以进,后且为人所鸩。”《宣和画谱》则未载此事,只说“未几复诏画《百猿图》,而元吉遂得伸其所学”。对此可稍作分析。郭若虚家世代为官,对宫廷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耳闻目见,所载当较为可靠。他对易元吉没有画完百猿图就“感时疾而卒”甚为惋惜,所以才感叹说:“向使元吉卒就《百猨》,当有遇于人主;然而遽丧,其命矣夫。”易元吉死于在孝严殿画百猿图期间,当无疑义。但也正是因为身为官宦,于宫廷之事不能不有所掩饰,“感时疾而卒”当为郭若虚对宫廷画工内部之争的春秋笔法。

至于为皇家所编纂的《宣和画谱》,不实之处很多,从与童贯相关的文字中就能看出来。时人目童贯与蔡京为两大奸臣,当时民谚称:“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宣和画谱》卷十二的文字不仅收录了童贯的四幅作品,且将其描绘成了贤臣:“性简重寡言,而御下宽厚有度,量能容,喜愠不形于色。然能节制兵戎,率有纪律。”虽然有关易元吉的传记基本来源于《图画见闻志》,但立场不同,不仅对宫廷的勾斗之事有所掩饰,而且还认为“元吉遂得伸其所学”。

《画史》为个人撰述,且易元吉去世时,米芾已经十三岁;加之米芾性格直率,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为官,对于宫廷之事并无顾忌,直写的可能性较大。“鸩鸟”具体为何物,莫衷一是。但至宋代,“鸩死”已经等同于毒死。同是为易元吉英年早逝而惋惜,郭若虚笔法曲折,米芾则秉笔直书。因此,易元吉之死,是非正常的死亡。正是因为易元吉以院外画家的身份在宫廷绘画,且水平高超颇受赏识,所以遭到画院画家的嫉妒。画猿獐确实是易元吉的特长,但“只令画獐猿”却是画院中人羞辱易元吉的一种方式。宋代宫廷匠人之间相互嫉妒的例子很多,如政和年间刘昺改乐律,“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

而从郭熙的记载来看,易元吉性格较为张扬刚烈,见赵昌花果比自己好就坚决寻找新的题材,蒙恩诏见又忍不住宣扬,有才华而不加收敛,加之只领工钱并无国家俸禄的卑微地位,与画院画家身份差别显著,招人嫉妒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人鸩”就成了他的必然结局。

[宋]易元吉(传)  蛛网攫猿图页  23.8cm×29.68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二、绘画题材

后世目易元吉以画“猿猴”专家,很多以猿猴为题材的佚名作品都归入其名下。事实上,按照《图画见闻志》的说法,他早期只是以花鸟出名,看到赵昌的作品之后,“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决定换一个题材,体现了他与前人一争高下的决心。

“獐”是一种小鹿,此处应泛指鹿科动物;“猿”当然也不单指猿,而是包括猴、狖等灵长类动物。《说文解字》中,“猿”与“猴”是两个不同的字;现代分类学上,“猿”与“猴”也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不过,宋代文献中,“猿猴”并称的例子多不胜举,二者几乎可以等同。从文献记载来看,易元吉之前,画这两类动物的作品确实不多。《历代名画记》卷六载,陆探微画有《猕猴图》,戴逵画有《胡人弄猿画》,卫协的《鹿图》和梁元帝萧绎的《鹿图》两幅。从这个角度来说,易元吉的“遂写獐猿”,在题材上确实称得上是创新了。正如清代人所言,“易元吉善画獐猿”“可为后世法”。

此外,自《宣和画谱》中所著录作品来看,当时内府共收藏黄筌三百四十九幅,黄居寀三百三十二幅,徐熙二百四十九幅。黄筌与黄居寀都曾被授予过“翰林待诏”,是画院的专职画家,终身为皇家创作。徐熙虽非画院画家,但出身贵族,终身以绘画为乐。最为关键之处,黄筌黄居寀都在六十岁以后去世,而徐熙可能活了八十多岁。易元吉可能只活到四十多岁,且最后一年才蒙诏入宫绘制屏风,却有二百四十五幅作品被皇家收藏,在整个《宣和画谱》中名列第四。对比之下,同时代的崔白虽然六十多岁才入宫成为画院画家,但活了八十四岁,也只收了二百四十一幅作品。可见宋徽宗对其作品的珍视程度,几乎是将其所有作品搜罗殆尽,民间纵有遗珍,也是凤毛麟角。但更可见易元吉之勤奋努力,几乎是在短暂的一生中笔不停挥。

北宋御府所藏易元吉的二百四十五幅作品中,与猿猴有关的共一百一十二幅,约占易元吉作品总数的46%;鹿科动物题材五十三幅,约占22%(部分与猿猴为同一幅作品)。獐猿题材加在一起,约占67%,在易元吉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宋]易元吉(传)  蛛网攫猿图页  23.8cm×29.68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宋]易元吉(传)  猿鹭图册页  22.9cm×24.1cm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整体来看,易元吉猿猴题材的作品很多,且并不单一。有的是以季节为背景,如《夏景戏猿图》《秋景戏猿图》;有的以山水为背景,如《湍流双猿图》《窠石杂猿图》《小景戏猿图》;有的与獐、獾等兽类为伍,如《獐猿群戏图》《獾猿图》;有的与植物为邻,如《栗蓬猿图》《芦花群猿图》《枇杷戏猿图》《槲獐图》;等等。从数量上看,有《子母戏猿图》《双猿图》这种两猿并置的,也有《四猿图》《群猿图》这类猿猴较多的作品。另外,《宣和画谱》载:“未几复诏画《百猿图》,而元吉遂得伸其所学。”且列举了御府收藏的八幅《百猿图》,与《图画见闻志》所载易元吉未画完《百猿图》即“感时疾而卒”看似矛盾,其实也可以得到解释。《宣和画谱》的编撰者说易元吉画《百猿图》,而“遂得伸其所学”,可有两种理解:其一,并未明确说易元吉是画了《百猿图》“而遂得伸其所学”,“画《百猿图》”与“而遂得伸其所学”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必然关系;其二,《宣和画谱》中所载的易元吉最后的作品为《百猿图》,但让易元吉“遂得伸其所学”者则泛指其他的《百猿图》。易元吉所画《百猿图》当有多幅,所以御府能收藏八幅;而其最后所画的也是《百猿图》,尚未画完即英年早逝。易元吉以后,《百猿图》即成为经典画题,其他画家如南宋名家马元之曾祖马贲、元代画家颜辉等都画过。

《图画见闻志》记载易元吉后期主要以“獐猿”为题材(包括猩猩),当时就已经非常有名了。所以米芾说:“易元吉,徐熙后一人而已,善画草木叶心,翎毛如唐、徐,后无人继。世但以猿獐称之,可叹!”不只是米芾如此看,《宣和画谱》也将其与徐熙并列。此后易元吉在画史上的地位就完全确定了,王世贞称:“画家写生,右徐熙、易元吉,而小左黄氏父子。”“徐易”并称,代表了后世绝大多数文人的意见。在《宣和画谱》中,也收录了他猿猴以外的其他题材的作品,如植物类的牡丹、芍药、梨花、鹁鸽、娑罗花、芍药、紫丁香、鸡冠花、海棠花、太平花、木瓜、葡萄、山茶等,动物类的山鹧、孔雀、鹭鸶、虎、猫、鼠狼、鹞、花雀、鹤、鹌、鸭等。正如沈括(1031—1095)在《图画歌》中感叹的:“惟有长沙易元吉,岂止獐鹿人不及。”

但在后世的记载中,易元吉始终是以画猿著称的画家。诚然,易元吉喜欢画猿,也立志以此为主要创作题材,但为何如此,郭若虚只说是“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这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原因,郭若虚可能认为不重要而不载,或者不屑于写,即易元吉名字中的“元”与“猿”谐音,“元吉”即“猿吉”。

宋人画物,多有所寄托。例如,《宣和画谱》所收几种《扫象图》中的“象”,是佛教经义中“相”的具体化,二者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也是因其谐音。因此,宋代皇家收藏的作品,大多都有其双重含义,描绘的也都是吉祥美好的对象。正如《宣和画谱·花鸟绪论》中记载:“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博,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

不过有的婉转,遥承《诗经》的传统,以物寄情,或者以物明理,主要在知识精英阶层,多取其象征意义,比如梅兰竹菊题材的流行。有的则直接一点,多以谐音、双关来表述,具有典型的民俗文化特征,主要盛行于普通百姓之间。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九“院画皆有名义”条载:“元儒三山梁益《题黄筌三雀图》,谓院画皆有名义。是图盖取诗、礼、春秋传三爵之义。今之三公、五雀、白头、双喜、雀鹿、蜂猴、鹰熊之类,岂亦皆是之谓欤?”此说诚然有据,跟《宣和画谱》“花鸟绪论”中的那段文字相比,更加通俗化。“三公”绘公鸡三只,“白头”绘白头翁数只,“双喜”绘喜鹊两只,皆取其双关之意;“五雀”绘五只麻雀,谐音“五爵”;“雀鹿”绘一雀一鹿,谐音“爵禄”;“蜂猴”绘蜜蜂与猿猴,谐音“封侯”;“鹰熊”绘鹰与熊,谐音“英雄”。这一类作品,自宋代开始,在文献中常见,历代流传下来的实物也不少。不过,宋代画院的画家作品,都注重写生,尊重自然规律,不会出现与现实相悖的事物。猿猴戏蜂,是合情理的。但后世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一些民间流行的吉祥图案,由于与生活相去甚远,属于纯粹的艺术夸张,此时并未普遍出现在绘画作品中。例如“马上封侯”,明清时期通常塑造成马背上骑一猿猴、旁边飞绕一蜂的图像。其实,以猴圈养于马厩中,消除马的疾病,此俗北魏已有。《齐民要术》卷六载:“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避恶,消百病也。”后逐渐演化成“马上封侯”的俗语,宋人诗中已有此说,黄庭坚诗《次韵胡彦明同年羁旅京师寄李子飞三章》:“原无马上封侯骨,安用人间使鬼钱。”章粲《别杨尊》:“马上封侯事,相期在少年。”而与此相关的绘画作品唯一一例是李公麟的《沐猴马图》,苏轼《李伯时所画沐猴马赞》云:“吾观沐猴,以马为戏。至使此马,窃衔诡辔。沐猴宜马,真虚言尔。”据此可知,当是猴子戏马,而非后世“马上封侯”中的猴子骑马。

再进一步来看,“獐”谐音“章”,即文章。易元吉于景灵宫神游殿中画獐。唐代有此殿名,与寝宫相连。《唐会要》载:“见太宗立于神游殿前,及寝宫闻室中謦咳之音。”结合“神游”二字,可推测此原为宋太祖灵魂休息之所。在崇文的宋代,于帝王休息处画獐,暗示着“文章”的地位。宋以后,画獐的作品就不多见了(即使是有也多被视为“鹿”),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鹿科动物,即“鹿”,因其与“禄”谐音。“猿”谐音“元”,也不只是因为易元吉名字中的“元”。科举时代乡试、会试、殿试第一名分别为解元、会元、状元,画“猿”暗含中举的意思。另外,“猿”即“猴”,“猴”与“侯”谐音。不过,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大部分人并不会刻意去区别猿与猴、獐与鹿,如宋元之际的严光大跋易元吉《獐猿图》时,就将猿称为猴、獐称为鹿:“猴居盘石望松臞,鹿占丰川食草腴。”

易元吉以此两种动物为主要绘画题材,与他早年在民间生活息息相关。在入京之前,即享有画名。作品进入宫廷收藏,是他去世以后的事情。与其他画院画家不同,易元吉出于生计考虑,作品必须符合普通百姓审美才能卖出去,因而不可避免要受到民间文化影响。两宋时期,两京百姓日常生活中多用谐音双关来表达祝福。《东京梦华录》卷五载,孕妇将要生产时,娘家送的礼物包括“眠羊、卧鹿羊、生果实,取其‘眠卧’之义”。另外,强调果实为“生”,实与“出生”之“生”双关。明代以后,生育之前赠送“生果实”这一习俗中的“生果实”才逐渐被自美洲新传入的落花生替换掉。而且,北宋开封百姓的新生儿满百日时,会举办宴会,“谓之‘百睟’”。“睟”即谐音“岁”,寓意着新生儿长命百岁。《梦粱录》卷二十载,杭州百姓家孕妇快要生产时,娘家应送很多“催生礼”,包括“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果”。新生儿满月时,“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盆内有立枣儿,少年妇争取而食之,以为生男之征”。这两次提到“生枣”与“枣儿”,大概就是后来“早生贵子”的谐音源头。

《宣和画谱》载御府收藏有易元吉的两幅《群猿戏蜂图》及两幅《双猿戏蜂图》。“蜂”同“封”,取其同音;“猿”同“猴”,取其近义。目前虽无确凿证据,但二者合为“封侯”,也未必牵强,因为此后不久,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谐音绘画作品。由宋入元的吴澄(1249—1333)《题蜂猴图》:“列户分房作么生,弥髙弥险恣超腾。有冠头上谁为贵,窃食林间谩取憎。”《中州集》载金代张仲宣诗《戏题石鹿蜂猴画卷》:“横槊将军马足尘,判花学士笔头春。功名果属丹青手,造物如何戏得人。”标题中的“石鹿蜂猴”即谐音“食禄封侯”,这个显而易见。

正如谢会心所评述的:“专制时代,人皆尊从官爵,荣誉科名。而富贵寿考,福禄吉祥,尤意愿中所希望者。图画家善度世人心理,乃求适与六书通者,布置人物风景,调抹丹青,寄之纨素,释义命名,投其所好。世人见之,莫不争相欢迎,以快愿望。”纵观《宣和画谱》中所收录的易元吉作品,莫不如此。除前文所提到的猿猴、獐鹿类,以及通常所熟悉的牡丹芍药象征富贵、松鹤象征长寿等以外,还有一些不太被注意的题材,也都可归入此类。试以《宣和画谱》所收作品为例,稍作分析。

其一,财富。《写生菜图》《写生杂菜图》等图中的“菜”,谐音“财”。《碎金图》与《堆金图》虽然不知具体描绘何物,但画名一目了然。《写生枇杷图》这类以枇杷为题材的也是如此。枇杷一名“焦子”或者“椒子”,与北宋初年出现过的纸币“交子”谐音;有时又被称为“金丸”,也含有财富之意。

其二,功名。《雏鸭图》中的“鸭”与“甲”谐音,宋代科举考试中“甲科”为“进士科”,或成绩以甲等为第一等。“雏鸭”含有对童子的希望寄托。《三生群戏》《四生图》中的“生”与“升”谐音,寓意升官。《山槲雀鹿图》中“槲雀鹿”分别与“笏”“爵”“禄”谐音,对功名的追求自然一目了然。《槲獐图》中的“槲”与“笏”谐音、《鸡冠戏猫图》中的“冠”与“官”谐音、《秋景鹭鸶图》中的“鹭”与“禄”谐音、《花雀图》与《孔雀图》中的“雀”与“爵”谐音,等等,也皆有求官之意。

其三,齐家。《瓶花孔雀图》中的“瓶”与“平安”之“平”谐音,而《写生笼鹌图》中的“鹌”则与“平安”之“安”谐音。《獾猿群戏图》中的“獾”与“欢”谐音,寓意家庭欢乐。《牡丹鹁鸽图》与《芍药鹁鸽图》中的鹁鸽,有家庭和睦之意。明代张万钟《鸽经》载:“鸽雌雄不离,飞鸣相依,有唱随之意焉,观之兴人钟鼓琴瑟之想。凡家有不肥之叹者,当养斯禽。”另一类“母子图”也值得注意,如《子母猴图》《子母戏猴图》《子母獐图》《子母戏猿图》《子母犬图》等,很明显都是家庭母子关系和睦的象征。《写生石榴图》中的石榴,有多子之意。此无须赘言。

其四,年寿。“猫”与“耄”谐音,《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睡猫图》《写生戏猫图》这类以猫为题材的作品自然皆有长寿之意。

此外,《写生太平花图》中的“太平”一语双关,寓意天下太平。《鸡鹰图》中的“鸡”与“吉”谐音,寓意吉祥。易元吉以鸡为题材的作品不多,但《宣和画谱》载,他之前的梅行思专门以画鸡闻名,黄筌黄居寀父子也有不少画鸡的作品。诸如此类,都反映了易元吉的作品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

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因其大部分时间都在民间靠卖画为生,作品的题材风格自然需要符合卖主的审美需求。但若仅仅如此,易元吉的命运可能就会跟《图画见闻志》或者《宣和画谱》中的那一类没有作品留下的画家一样,仅仅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记载,难以成大名家。易元吉的作品能够被同时代人收藏并被后世喜爱,与当时精英阶层对他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调和了民俗寓意与精英审美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完美融合到了一起。艺术作品要求艺术家在画面中体现自我,但是艺术购买人有自己的审美选择,这本是一对矛盾的存在,但是天才的艺术家总是能够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易元吉就是如此。

(作者为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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