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祎玮

时间：2020-10-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东晋]顾恺之  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局部）  27.1cm×572.8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一、姚最生卒考

南朝姚最的《续画品》为现存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第二部人物品评著作，继谢赫《古画品录》之后对宋、齐、梁三朝画家进行相关品评。这部著作对研究此时期美术史、绘画发展情况及品评术语等相关问题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续画品》作者姚最的生卒年代，历来著录言之不详。而所处朝代，唐代窦蒙《述书赋注》标明姚最所属朝代、官衔：

隋蜀王府司马姚最撰《名书录》。

郑樵《通志·艺文略》记为唐，而《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皆未记录其朝代。焦竑《国史经籍志》、缪荃孙《艺风藏书记》、马国翰《玉函山房藏书薄录》等诸家著录皆记为“陈姚最”，且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姚最《续画品》全文，可见明清时期姚最为陈时人已被公认，其滥觞当为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篇：

后汉孙畅之有《述画记》，梁武帝、陈姚最、谢赫、隋沙门彦悰、唐御史大夫李嗣真、秘书正宗刘整、著作郎顾况并兼有画评。中书舍人裴孝源有画录，窦蒙有《画拾遗录》，率皆浅薄漏略，不越数纸。僧琮之评，最为谬误，传写又复脱错，殊不足看也。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认为《历代名画记》记载“陈姚最”当属书籍流传至南宋书贾刻书时造成的衍误，但并未言明有确凿的证据可支持此论，故不足为凭。《四库全书总目》仅存疑《续画品》之成书年代，在姚最生卒年代上，仅言由梁而入陈者。此后《郑堂读书记》、《静嘉堂读书志》等沿用《四库提要》中内容，对姚最之生卒未有任何疑问。

直到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首次对姚最的生卒年进行考证，从《周书·艺术传》考出姚最生平：

次子最，字士会，幼而聪敏，及长，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随僧垣入关。世宗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掌记室事。特为宪所礼接，赏赐隆厚。宣帝嗣立，宪以嫌疑被诛。隋文帝作相，追复官爵。最以陪游积岁，恩顾过隆，乃录宪功绩为传，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齐王宪奏高祖，遣最习之。宪又谓最曰：“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始，非尔家比也。尔宜深识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弥须勉励。”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造请，效验甚多。隋文帝践极，除太子门大夫。以父忧去官。哀毁骨立。既免丧，袭爵北绦郡公，复为太子门大夫。俄转蜀王秀友。秀镇益州，迁秀府司马。及平陈，察至。最自以非嫡，让封于察，隋文帝许之。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开府庆整、郝衞等并诛。时年六十七。论者义之。撰梁后略十卷，行于世。

从而余氏得出：

最生于梁，仕于周，殁于隋，始终未入陈……最在周、隋，名不甚著，不如其兄察之烜赫，附传在艺术中，易为人所忽略，后人因此书称湘东殿下，知其作于梁末，妄意必已入陈，遂臆题为陈人。

自此，从余嘉锡的考述开始，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细考姚最生卒确切年份的研究。但余氏此处恐由于疏忽所致，脱去西魏一朝。姚最生于梁，江陵一战于谨大败萧绎后，最随其父从江陵入关（西安），此时当为西魏，尚未入周。故最仕西魏、周、隋三朝，殁于隋。

此后诸家学者皆沿余嘉锡此论推算其生卒。然具体生卒年岁说法并未统一，有的言535—602或531—601，谢巍及陈传席等学者皆认为其生卒年为537—603年，笔者以为然。《周书·艺术传》姚僧垣传中言：

及大军剋荆州，僧垣犹侍梁元帝，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寻而中山公护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营。复为燕公于谨所召，大相礼接。太祖又遣使驰驿徵僧垣，谨（固）留不遣。谓使人曰：“吾年时衰暮，疹疾婴沉。今得此人，望与之偕老。”太祖以谨勋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随谨至长安。

可知，江陵一战元帝溃败时，姚僧垣携次子姚最正在其麾下任职。因受西魏大将于谨赏识而邀其入关，遂于次年携其同入长安，此时当为于谨平荆州（554）的次年555年。姚僧垣传后附有姚最小传，中有言：

年十九，随僧垣入关。

由此可知，555年时姚最年满十九岁。其传后又记载最之卒年：

俄转蜀王秀友。秀镇守益州，迁秀府司马……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搒训数百，卒无异辞。最竟坐诛。时年六十七。

细考蜀王秀一案发生于仁寿二年冬（602）〔22〕，最因此案而坐诛的时间当为仁寿二年（602）尾或仁寿三年（603）初。又知最入关时为555年十九周岁，可推算出其出生年份为536年。最死时为六十七岁，遂可推至于603年殁，即仁寿三年（603）。再用其卒年和去世年岁可反推其生年确为537年无疑。

因此，笔者认为姚最生于梁大同二年（537），仕西魏、北周、隋三朝，殁于隋仁寿三年（603）。

但姚最究竟所属朝代，历来学者皆有不同看法。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以所终朝代而论，将姚最定为隋人，谢巍将其归为北周人。姚最久仕北周一朝，据此而定，亦无不可。阮璞先生在《曹不兴、孙畅之、谢赫、姚最之朝代归属》一文中对姚最所属朝代问题也未下定论，仅言定为北周或隋皆有其理，笔者以为然。但在言及姚最及其《续画品》时，笔者认为也不可忽略南梁一朝，因其成书年代在梁（下文成书年代考有专论），且最流传至今的著作仅剩《续画品》一书，故以成书年代而定姚最所属朝代似亦无不可。因此，笔者认为将姚最归为梁、北周或隋代皆有其理，但若以《周书》录其小传及最一生中久仕北周一朝而论，将其定为北周人似更可靠。

[梁]萧绎  职贡图卷（宋摹本）（局部）  25cm×198cm  绢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续画品》成书年代考

近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续画品》一书实为姚最之父姚僧垣所作，据书中评湘东殿下一条，评论甚高，至有失偏颇。《续画品》中论其：

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

而姚僧垣曾任职湘东王府记室参军，与梁元帝过从甚密，并言梁元帝未登基前姚最年纪尚小，因此推出他无法作出此等著作。但笔者认为，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作为姚僧垣著，固仅作一家之言。且细察《周书·艺术传》中姚僧垣传可知其生卒大事，长于医术，仕梁、西魏、北周、隋四朝，去世前位至北绦郡公、上开府仪同大将军，著有《集验方》二十卷传世。且传中言：

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

其后姚最小传中也有言：

幼而聪敏，及长，博通经史，尤好著述。

观其一生可知姚僧垣终生以医术名于世，因此若强言此书为姚僧垣所作，恐无可靠证据，故此论不足信。

《续画品》的成书年代，历来无定论。《四库全书总目》记载：

旧本题陈吴兴姚最撰。今考书中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则作是书时犹在江陵即位之前。盖梁人而入陈者，犹《玉台新咏》作于梁简文在东宫时，而今本皆题陈徐陵耳。

此后《郑堂读书记》《惜抱轩书录》《静嘉堂秘籍志》等皆沿用《四库总目》所言，认为《续画品》一书写于梁元帝称帝之前，即552年以前。此外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提出了第二种看法，即此书可能成于北周时期：

最以江陵平之次年入周，年始十九，而此书又作于梁元帝未即位之前，度其时不过十四五岁，方之杨乌九龄而与玄文，犹为已晚，弱龄著书，固非奇事，然余疑其作于入周以后，盖因梁元为周所灭，不敢称其帝号，故变文称湘东殿下耳。

此论近来不断有学者附议，陈传席在其《六朝画论研究》中认为此书作于梁或西魏年间均有其合理性，而在其后补录中否认了成书于梁元帝称帝前的可能性，认为此书确成于556年之后：

姚最此书不可能写于梁朝，因为书中记载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三位外国画家以及一位光宅威公都在北朝洛阳，从未到过南朝。南北朝对立时，姚最在梁是不可能知道这四位画家的。姚最记载这几位画家，正是随于谨到洛阳（京洛）时所知。故《续画品》不写于梁（姚最在梁时仅十四五岁），昭昭明甚。因此我在前面考其写于西魏恭帝时，还是可以成立的，《续画品》中所记画家，南止于梁。陈朝无。北朝画家止记西魏京洛四人，其他的画家以及再后的画家都未记，说明其书完成于初魏时。故前面，我说姚最写《续画品》的时间是552年稍前或556年前后，应改为写于556年前后，而不会是552年稍前。

陈传席又在其后的“补记二”中再次确认其成书年代：

姚最《续画品》中于陈代画家一人未记，连和其兄如此友好的名画家顾野王都未记，说明他确实未入陈。也说明《续画品》不是写于隋。当然也非写于北齐或北周，否则他不会改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的。因为元帝是被西魏所灭，只有西魏时忌讳此事。综而论之，其书写于西魏恭帝时代，而且是于谨带姚最入长安时，令其整理从梁收回的四千轴书画，时在公元556年前后。其他时间皆不能成立。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续画品》一书成于隋代，其线索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卷七“僧迦佛陀”一条。僧迦佛陀初在魏，且隋帝起于少林寺，房门上画即出自僧迦佛陀之手。故推测姚最远在梁不可能对其有过多了解，故其成书年代当最早为周或隋代。

《续画品》一书成书年代，笔者认为当成于550年至552年间，即大宝二年至承圣元年间，为梁元帝于荆州平侯景之乱时至登基前这段时间。《周书·艺术传》中姚僧垣传中有言：

及梁简文嗣位，僧垣还建业，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子鉴寻镇广陵，僧垣又随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晋安王府谘议。

可知梁简文嗣位时，即550年姚僧垣赴荆州任职，此后一直在荆州，直至555年随于谨一同入关：

其时虽克平大乱，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无复纲纪。僧垣每深忧之。谓故人曰：“吾观此形势，祸败不久。今时上策，莫若进关。”……及大军克荆州，僧垣犹侍梁元帝，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寻而中山公护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营。复为燕公于谨所召，大相礼接。……明年，随谨至长安。

姚僧垣传后姚最小传中记载最“年十九，随僧垣入关”，由此可知在550年至555年间，姚最及其父姚僧垣均在江陵生活。

姚僧垣与梁元帝萧绎过从甚密，且绎“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又善书画，并搜罗天下法书绘画于江陵，“及景之平，所有画皆载入江陵”，故姚最于此时大量涉猎书画并撰写《续画品》的可能性极大。但陈传席先生认为：

“江陵被西魏大将于谨所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姚最跟随于谨至长安，于谨令其整理这些书画是情理中事。姚最作《续画品》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观《续画品》序中所言“今之存者，或其人冥灭，”云云，犹属可信。

但笔者认为，《续画品》中“今之存者，或其人冥灭”一句并非仅可指梁元帝焚法书绘画一事，更有可能的事件为侯景之乱时，景破建康并焚毁大量书画一事。且在江陵这段时间内，姚僧垣位高权重并教子有方，可使得姚最有绝佳的机会观赏学习萧绎所藏书画精品，毕竟此时梁元帝尚未称帝，封号仍是“湘东王”，与《续画品》中称呼“湘东殿下”相合。

更有学者认为在梁元帝登基前姚最年龄尚小，不足以写出如此著作，但此论稍显偏颇。《周书》姚最小传中开篇便言最“幼而聪敏”。550年至552年间，值最十四至十六岁，若以今日世况上推古人情境恐不足以为证据，且最兄察十二岁便能属文：

察幼有至性，六岁诵书万余言。不好戏弄，励精学业，十二能属文。僧垣精医术，知名梁代，二宫所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年十三，梁简文帝时在东宫，盛修文义，即引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

因此姚最十四至十六岁便著有《续画品》一书是合乎情理的。

除此之外，陈传席先生认为《续画品》一书中谈及三位外国僧人，而身在南朝的姚最不可能知道其名姓：

但姚最此书不可能写于梁朝，因为书中记载释迦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三位外国画家以及一位光宅威公都在北朝洛阳，从未到过南朝。南北朝对立时，姚最在梁是不可能知道这四位画家的。姚最记载这几位画家，正是随于谨到洛阳（京洛）时所知。

但笔者认为此论并不足以证明姚最在梁无法得知三位外国画家的情况，《南史》姚察传中有言：

僧垣精医术，知名梁代，二宫所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

由此可知，姚察、姚最二兄弟用姚僧垣所得赏赐而游学于北朝诸重镇并无不可能，且画家盛名在外，即便远在南梁建康，知其一二也理所应当，且萧绎着迷于书画，又搜罗法书绘画于江陵宫内，江陵（荆州）距离京洛（洛阳）并非路途遥远，姚最知晓三位外国画家也是极有可能的。

因此，《续画品》一书的成书年代当为55年552年间，即梁元帝于江陵称帝前，姚最此书也当撰于江陵（荆州）。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