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熙（1833—1882），后更名承，一作承之，号乐泉、乐泉逸史。苏州图书馆藏《楚游寓目编》稿本，为顾承到湖北期间所作书画笔记手稿，其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所作自序中提到：
　　其有朋旧弆藏，借归展玩，贾人携示，未为我归者，亦不乏铭心之品，辄仿《江村销夏录》，一一记载，盖欲留眼底之烟云、印雪之爪迹也。并补录行箧新旧所藏，汇成一帙，分为二卷，名曰《楚游寓目编》。方拟他日东归，折衷于仲兄，讵料仲兄已于庚申避兵而殁于乡。嗟乎！而今而后，抱此一编，将郁郁其谁语乎。仲兄赏鉴之精，搜罗之富，胜余倍倍，其所辑《梦忆录》《待访录》胜此编亦倍倍。倘遗书未已，当急付之梓，而以此编附其后，窃名骥尾，是即此编之幸也夫。
　　足见顾廷熙在书画鉴赏方面确有专长，顾承对他深为佩服，可惜不幸早逝。在两位兄长去世之后，顾承自然成为顾氏过云楼唯一的继承人。在顾文彬的《过云楼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顾承协助他建造怡园、过云楼及搜求书画古物之事。而顾承本人于书画之外，旁涉古琴、园林及碑帖、泉币、印章、青铜器、文玩等的鉴藏，书画方面著有《楚游寓目编》《过云楼初笔》《过云楼再笔》《过云楼笔记》等，并协助其父编写《过云楼书画记》10 卷，泉币方面著有《古泉略释》6 卷、《画余庵古泉谱》4 卷，印章方面编有《借碧簃集印》1 卷，古琴收藏中有宋苏东坡所制“玉涧流泉”琴，并于怡园中营造坡仙琴馆，以《悟到琴心图》册遍征题咏。
　　令人痛心的是，在《过云楼书画记》定稿付梓前夕，顾承因触暑导致旧疾复发，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岁。光绪八年（1882）七月顾文彬日记云：
　　廿五日巳刻，承儿因事至书巷。是日天气稍热，归已午刻，忽觉不适，偃息在榻，吐出宿血数口，其色带紫。旋归卧室，心中厌烦，自谓旧病复发，而饮食已不进。至夜半，大便黑粪。晨请程韵泉诊视，云是新暑触动旧病，先宜清理。中午复下黑粪两次。午后神气不佳，请朱小舫诊视，其言与韵泉相同。上灯后，骤觉汗出粘冷，气息不属，执六孙手曰：自觉人中吊起，恐将脱矣。随即喘急，六、七孙呼之，则云让我去罢，语不及他，溘然而逝。余痛心如割，手足无措，二、五孙远在金陵，急发电报催归。廿七日小殓，其棺即用余前年预备之寿材，故尚舒齐。廿九日大殓，余凭棺大恸而已。〔4〕
　　顾承的突然离世，让顾文彬措手不及。他最喜爱的儿子、过云楼唯一的继承人在短短两天里便撒手人寰，自己预备的寿材竟为爱子所用，此情此景，如何不让他痛心疾首！顾文彬曾在日记中感叹“自承儿殁后，余古玩之兴索然已尽”，甚至要将已有藏品转让给别人。在此后一月里，年逾古稀的顾文彬陆续写下一百首《哭子承诗》，并屡次请友人评阅，最后删存四十首，刊附《过云楼书画记》后，寄托哀思。同样，在《过云楼书画记》之“自叙”的最后，他仍对父亲顾大澜及儿子廷熙、廷烈追念不已：
　　曾谓区区纂述，不及过庭之时，而是子复不终相乎？余得斯乐于先子，二子得斯乐于余，将使嗣二子而兴者，复于二子得斯乐，庶无拂乎余心。今此过云楼之藏，前有以娱吾亲，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亦复奚恨？
　　在悲痛之余，顾文彬将过云楼的收藏，寄托于顾氏后人，孙辈之中顾麟士脱颖而出，仿佛冥冥中注定，过云楼的文化遗产与精神将继续传承。
　　顾承与其父一样，育有四子：麟元、麟颐、麟士、麟澥。其中，三子麟士（1865—1930），字谔一、鹤逸，号西津。冒广生《元和顾隐君墓碣铭》谓其“生诗书仕宦之家，际承平之世，池馆之美，收藏之富，甲于一时。而其人复敦气节，多才艺，善结纳贤豪长者”。顾麟士精于六法，章钰《顾隐君墓志铭》以其为天挺雅才，乃有清一代艺苑传人之殿，曾在怡园与吴大澂、顾若波、王同愈、费念慈、金心兰、吴昌硕等共结画社，举行雅集。顾文彬去世后，子孙析爨，顾麟士舍产而取书画碑帖，过云楼收藏得以完保不散，且此后陆续有所增加，皆麟士之功，章钰所谓“凡先哲翰墨，尤所甄采。又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书，悉悬金求之”，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鹤庐画赘》《鹤庐画趣》等。顾麟士元配谢惠之，工书善画，不幸早逝。续娶潘志玉，为大阜潘氏后人，共育有五子，长子则明殇，其余四子依次为则久（公可，1892—1940）、则扬（公雄，1897—1951）、则坚（公柔，？—1929）、则奂（公硕，1904—1966），皆受家学影响，得窥书画门径，不但精于赏鉴，且均善书画。
　　顾麟士在祖、父旧藏基础上，于书画、碑帖续事搜求外，并对古籍善本之蓄藏，用力颇多，以致近年，因过云楼藏书拍卖，而使世人对过云楼津津乐道。其实，书画碑帖实为顾氏四世所不懈追求者。
　　民国十四年（1925），顾麟士自感年迈，于是将所藏书画碑帖、古籍善本、文房器用之物，分为四份，分于四子。顾公可所获书画，在他去世后，陆续流散，不少辗转入藏故宫博物院。顾公雄所得书画碑帖，在其身后由家人分两次捐赠上海博物馆，其女顾榴又将自身所获遗物，捐赠常熟博物馆。顾公硕所得书画碑帖，于其生前，多捐藏苏州博物馆；所得古籍善本，主要分藏南京图书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两处。公柔先于其父一年病逝，所得书画如元人《七君子图》，由后人捐赠苏州博物馆。而四兄弟中，继承画学衣钵者，是早逝的顾公柔。此次借展硕果仅存之《公柔日记》稿本，记录其早年家庭生活的细节，为过云楼第四代难得的手迹，弥足珍贵。
　　顾氏过云楼的收藏，自清嘉道间开始，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以至民国，前后一百余年间，通过顾文彬、顾廷熙及顾承、顾麟士、顾公雄及顾公硕祖孙四代人的不懈努力，在书画、碑帖、古籍、文玩的鉴赏与收藏上，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而这一百余年，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政治、社会变革最大且最为动荡的时期，江南旧家收藏，聚散正如烟云一般，而顾氏虽以“过云”为名，收藏却岿然独存，声名日重于江南，影响更远及海东，端赖顾氏四世之殚精竭力，个中甘苦，洵非外人所能想象。更可贵者，新中国成立以后，顾氏后人能够毅然将世代守护之家藏秘宝，献之国家，化私为公，益见其难能，这种无私的精神，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二、烟云过眼
　　顾氏过云楼的收藏，以书画为最，其菁华萃于顾文彬、顾麟士祖孙三代所编《过云楼书画记》10卷、《过云楼续书画记》6卷，两书共计收录历代书画作品359件（套）。其中，顾文彬收录246件，顾麟士收录113件；书法87件，绘画272 件。通过比较可见，顾氏祖孙对绘画的收藏都多过书法，两者的比例约为3︰1。从形制来看，《过云楼书画记》中的绘画，以卷、轴为主，《过云楼续书画记》中手卷明显减少。书法部分，前者手卷较多，其次是册页；后者则卷、册数量相当，立轴相当少见。
　　过云楼的书画收藏数以千计，乃顾氏三代竭数十年之力搜罗所得，江南故家旧藏因战乱流散，其菁华竟会聚于斯。于今看来，《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所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之所以数量有限，与其编选的标准严格不无关系。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去伪存真。对于一切藏品而言，“保真”是决定性因素，如出现在《过云楼书画记》初稿中的苏东坡《乞居常州奏状》、米元章《崇国公墓志》，因被鉴定为是赝品，而最终被剔除；真伪各半者，则以真且精者入目，题跋之伪者，亦一并去之。
　　其次，非经顾氏收藏、主人亲自审定者，一概不录。这就使得《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区别于前人之经眼录，同样也区别于顾廷熙的《待访录》、顾承的《楚游寓目编》《过云楼初笔》等，成为正式的顾氏藏目，完全可以按图索骥，取原物以验记录之真伪。
　　最后，妇女之作，易于名世者，概从摒除；凡绢本、扇页，概不入选。如无锡博物院所藏范珏、顾眉《丛兰合璧卷》，著于《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为陆氏松下清斋旧物，曾归顾氏过云楼，《过云楼书画记》中已不载。而后世流传顾文彬父子、祖孙钤记题跋之绢本书画、扇页之属，皆不见于两《记》中。至于纸本各种，同一家书画不同数本，皆仅择其精者登录，余尽从略。
　　此次展览，以《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著录者为对象，选择其精善者数十件，配合顾氏所藏碑帖、古籍、文房及四世著述、画作、手稿等，以期反映过云楼四代主人之真性情。
　　书画之属，《过云楼书画记》《过云楼续书画记》著录者凡38件，虽云一脔，可知其味。书法10件，从《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宋范仲淹手札卷》《元鲜于枢等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明吴宽行书种竹诗卷》《董其昌楷书先世告身册》及文、唐、祝三家卷/ 轴5 件。《智永真草千文卷》《范仲淹手札卷》刻入顾氏《过云楼集帖》。据顾文彬《过云楼日记》载，同治九年（1870）五月初四日，在京师松筠庵心泉和尚处，初见《智永真草千文卷》墨迹，六月初二日“再观其《智永真草千文卷》，议价一百五十金，当即携归”〔7〕，两天后却又“以《智永真草千文卷》送还心泉，无从张罗价值也”。时隔一年之后，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三日记载：
　　解京饷委员王绍庭自京中回，带研生信、李诚甫信，并所购智永《真草千文》墨迹卷，及骏叔托买琴足两副、琴轸一副。《千文卷》温云心所藏，后归心泉和尚，京中不乏赏鉴家，欲得此卷者亦不少，皆因议价未成。余去年入都候简，一见诧为奇宝，议价一百五十金。嗣以客囊窘涩，舍之而出，中心耿耿，未尝一日忘，遂于履任后致书研生，仍照原议之价购之。发函展赏，焕若神明。思翁跋中所云，唐人无此写法，足为此卷定评。〔9〕
　　两天之后，顾文彬又对《智永真草千文卷》详作考订，后择要录入《过云楼书画记》，其中仅云同治九年（1870）于心泉处见“永师千文”，有“狂喜，倾囊购归”数语，全无日记中之跌宕起伏。《过云楼日记》所载虽多简略，但往往提及书画之鉴赏地点、入藏时间、价格多少、真伪依据等细节，如同治九年五月廿一日之日记中，针对购于彩笔斋的文徵明画轴，顾氏有眉批称“横山画粗笔草草，而字则本色，余决为真，而骏叔乃疑为伪，归当细辨”〔10〕，显然父子二人在书画真伪鉴定上时常出现分歧，但并不因父尊子卑而随便迁就，顾文彬也会认真听取顾承的意见。关于《智永真草千文卷》，《过云楼日记》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当时看来属于保留意见，即同治九年（1870）七月廿七日，在与《千文卷》失之交臂一个多月后，顾文彬归还心泉和尚所售南田山水袖卷账那天，日记曾作眉批：
　　心泉收藏颇富，赏鉴亦精，近为境遇所困，大半散去，所存者以南田山水袖卷，又山水小册，又花鸟册三种为最，皆余物色得之。心泉书画恐从此减色矣。余所欲购未成者，只智永《千文卷》，然究非开门见山之物矣。
　　与一年后失而复得此卷时的观点，略有偏差。这是冷静的思考，还是彼时心态所致，已不得而知，颇值得后人玩味。
　　顾氏收藏书法，自隋唐以下，囊括宋、元、明三代，止于清初，名家墨迹凡数十家。其中除偏好赵、董之外，明代尤嗜吴门一派，祝允明更驾唐寅、文徵明之上，登录四种。此次展出“吴门四家”中文徵明小楷《落花诗》卷、唐寅《漫兴诗》轴，为顾公硕先生捐赠苏州博物馆者。《过云楼书画记》中著录书法类，大抵以卷、册为主，条幅仅唐寅《漫兴诗》一轴，非顾氏不藏立轴，只是其选择的标准甚为严苛，力求精善且罕觏而已。
　　《过云楼书画记》中录祝允明书迹四种，楷书《拟诗外传》卷今藏故宫博物院，《九愍诗》卷与行楷书《正德兴宁县志》册今藏苏州博物馆，《怀知诗》卷今藏上海博物馆。此番前三种均将展出。尤其行楷书《正德兴宁县志》册，明代为太仓王世懋收藏，系1959 年顾公硕先生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作为国庆献礼捐赠苏州博物馆。当年曾套色影印全书，改为线装一册，以资纪念。在《书画记凡例》中，顾文彬特意提及“敝箧中黄大痴手书《画理册》，祝枝山《正德兴宁县志》手稿册，铭心绝品，亦断种秘本也”，足见其珍视之情。
　　南宋扬无咎绘《四梅图》卷，系为范仲淹曾孙、范纯仁之孙范端伯所作，在吴中流传数百年，经元柯九思、吴镇，明沈周、文徵明、文彭、项元汴，清宋荦、笪重光、梁山舟、陆谨庭、程心柏、潘遵祁、顾文彬等鉴藏。卷前有清梁同书题签，后有柯九思、笪重光等题跋，曾经《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珊瑚网书画跋》《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等著录，嘉庆初年为陆恭松下清斋所得，筑“四梅阁”以藏之，后流落于外，由程桢义以“番钱三百枚”购回。从程氏散出后，为陆恭外孙、须静斋主人潘世璜之子潘遵祁购得，他特意在光福山中的别业香雪草堂旁筑小阁，沿用外祖父陆恭斋号，命名为“四梅阁”，储藏此卷，并请好友戴熙（1801—1860）绘《四梅阁图》，宝爱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并据此本刻石，置于光福山中，拓本流传亦鲜见。至光绪初年，潘遵祁与顾文彬、吴云、俞樾、李鸿裔等人，在吴中举行雅集，轮流于各家园林中聚会，赏鉴书画名迹、古籍善本，并请人绘图留影，即顾氏家藏《吴郡真率会图》（苏州市档案馆藏）、潘氏（曾玮）家藏《吴中七老图》（南京博物院藏）诸卷所由作也。当日赏鉴品评之余，互通有无，遂有易售之事，如元人《七君子图》卷，系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李鸿裔托友人以二百五十元购得，后转让顾氏过云楼；潘遵祁藏宋元名人书简册，系外祖陆谨庭旧物，于光绪二年（1876）以千金让予李鸿裔，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吴云于咸丰十一年（1861）得宋魏了翁《文向帖》，后由顾承以汉铜官私印四十钮易归过云楼，今藏上海博物馆。而《过云楼书画记》所著录之《朱文公周易系辞本义手稿》卷则是光绪八年（1882）二月四日顾承生日时，吴云所赠。《四梅图》卷之归顾氏过云楼，据潘氏后人回忆，系顾文彬以狐裘一袭向潘遵祁易得。顾氏析产后，此卷于20 世纪50 年代入藏故宫博物院，时隔六十年一甲子，重回吴门，不免让人想起陆氏松下清斋、潘氏香雪草堂中两座四梅阁里的往事，还有吴中诸老真率会的那段风雅。
　　顾文彬父子之鉴藏书画，于真伪杂糅者，往往去其疑伪以存真。顾氏后人捐存苏州博物馆的元人《七君子图》，原为明末清初徐守和所藏，著录于缪曰藻《寓意录》中，首尾完全，中经张见阳，乾隆间归乔崇修时，已佚一帧，遂改名为《六逸图》。至道光间，入藏海宁蒋光煦别下斋，张廷济为之题引首，据《别下斋书画录》载，此卷后又装入与之不相关的盛麟等八位元人题跋。后经李鸿裔之手，转归顾文彬，“适新得梅道人横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仍名《竹林七友》云”〔12〕。所以而今所见《七君子图》的面目，完全是顾氏重装以后的效果，与入过云楼前迥异。盛麟等人题跋后归吴湖帆，吴氏并补绘一图，今藏上海博物馆。蒋光煦题跋一段，今藏海宁博物馆。当时顾氏所配入的吴镇一帧墨竹，与过云楼所藏王蒙《竹石图》（即《黄鹤山樵竹石游灵岩诗轴》）同为陆氏松下清斋旧藏。又如明周臣《俞节妇刺目图》卷后接裱有文徵明小楷书《俞母文硕人墓志铭》，其后缺十余行，顾文彬仿文徵明补赵孟頫《汲黯传》例，补录齐全，并附记颠末于尾，可窥顾氏鉴藏手段之一斑。
　　顾氏藏画中，另有值得注意者，如顾公硕先生向苏州博物馆捐赠明末陈洪绶（老莲）绘《钟馗像》轴的同时，也将家藏清咸丰元年（1851）任熊临本一轴一并捐赠。陈本落款“乙酉端阳，老莲陈洪绶为柳塘王盟兄画于青藤书屋，劝蒲觞也”一行在像左侧，任本落款“咸丰纪元上元之日，萧山任熊渭长临章侯画”一行在像右侧，其余面容、衣冠几乎无异，悬而并观，令人赞叹。两本《钟馗像》，仅前者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若非顾氏无私捐赠，一旦分离，恐再难聚首。而《过云楼书画记》中所收，历代模仿之作亦复不少，足见顾氏之有意搜罗，以便观摩比勘，体会融通，于自身创作自然深有裨益。如卷六著录黄公望《浮岚暖翠轴》，今藏故宫博物院，卷十著录王鉴《仿子久浮岚暖翠图轴》，今藏上海博物馆，昔曾同储，现已异名，且南北暌隔，相聚无期；卷十著录恽南田《摹痴翁富春大岭图轴》、王翚《临黄大痴富春山图卷》，则皆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出，并藏故宫博物院，此番将联袂南下，小聚吴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