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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马宗霍的书学观——马宗霍及其书学著作的学术史考察(上)

时间:2016-11-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编者按:本期论文选题涉及诗、书、画诸方面。《马宗霍的书学观》通过对《书林藻鉴》与《书林纪事》理性、严谨的学术史考察以及相关史料分析,阐述了近代学者马宗霍的书学观点。《从壮行到卧游—以〈山水〉卷为例看明代胜景纪游图的功能》从绘画功能的角度对钱榖、侯懋功和文嘉为沈鸥江所画的一组山水画展开讨论,从图像类型、订制意图、风格与形制等不同角度还原其观看语境,认为这组山水反映出16世纪文人对绘画表现功能的认同与旅游体验的高质量追求。《“吴门画派”与“吴门诗派”关系初探》分析了“吴中诗派”的产生、特点以及与沈周、唐寅的关系,同时阐述了“吴中诗派”“吴门画派”之间的关系。《清初描绘黄山的遗民绘画及其“返祖”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黄山画派”绘画群体的产生,指出其绘画“返祖”的社会与历史根源。《中国画意象表现中的得意忘形—从梅清黄山实景山水画谈起》通过梅清、弘仁所作黄山山水画与黄山实景之间的比较分析,结合传统的绘画美学,阐释了“遗貌取神”和“得意忘形”两种山水画创
作观。

马宗霍的书学观
——马宗霍及其书学著作的学术史考察(上)
◇ 陈硕

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封面

    《书林藻鉴》与《书林纪事》〔1〕为著名学者马宗霍(1897—1976)一生在书学领域的主要著述。马氏较为“精”“纯”的学术路径使其远不及同时的许多学人在坊间歆享盛名〔2〕,以二著为代表的相关著述或因体例与撰述思维上的某种“滞后性”而未能在一些学者笔下荣膺佳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著作迄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生命力,取资援引不乏其事〔3〕。欲对其人其著形成客观的认知,必须将其放置在清末民初以降的书学史环境中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囿于目前的材料,我们还很难说马氏在39岁编撰的这两部著作已经足以反映其一生对书学的完整见地,或呈现出一个十分系统、丰满的思想格局。而这无碍于将其人其著置于一个“长阶段”的历史区间内,阐释其作为彼时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的相关意义。
    欲探究马氏的种种书学观点〔4〕,第一,需要界定的是:哪些材料可以成为讨论、提要的对象?对此,许多学者往往依据《藻鉴》各卷首的《序》(凡十二篇)而论,如此自无可厚非:诸《序》提纲挈领且文辞隽雅,宜其重视如此。但必须指出,其至多只是进行此类讨论的一部分资源。第二,《藻鉴》中尚有分布多处且表意直接的《霋岳楼笔谈》〔5〕,虽其基本上是针对特定作者而发,但立场、观点远较其他引文更为清晰。第三,貌似征引群籍的《藻鉴》与收录异闻掌故的《纪事》,其编纂体例与删润方式亦体现了马氏的种种见识〔6〕,表明其绝非简单抄撮旧籍以付梓行世的仓促之作,何况《纪事》中还夹杂着一定数量的评骘之辞。第四,马氏于《书学》杂志1943年第二期刊发《学书三要》,此文虽简短,但观点极明确,且涉及《藻鉴》诸《序》较少谈到的学书问题,诚为探究马氏书学观点的重要文本。第五,随着近年来马氏各类文稿、信札的公布,笔者亦在其中找寻到若干涉及书学方面的内容,而将其放置在马氏著作群体的环境中,可更为宏观地看出书学在其人知识结构中的位置与意义。
    在对马氏的种种书学观点进行分析上,孙洋的《马宗霍〈书林藻鉴〉研究》已有初步的划分。但不论对其观点以何种叙述与评介,最重要的是,要以明确马氏个人的特点及其对书学的整体定位为前提。
    从人生经历的角度看,马氏固然拜曾熙为师〔7〕且编撰了二著,但并不妨碍其作为古典学术(以经学特别是小学为中心)专门学者的历史定位。执此考察其在书学领域内的诸多行为,其实仍然限定在儒家“游于艺”的古训的范畴中,观其自撰的《霋岳楼笔谈》尤其如此,这一点与乃师章太炎同其他章门诸子参加种种艺术活动的性质几无二致,所以审视其将搜集上万则文献而成的著作命名为《书林藻鉴》便无足奇怪了。另一方面,由于马氏的主要身份是学者,因而他在相关著述中对书法的种种评骘、讨论,往往有相应的学术判断与审美认知作为基础—自然也就不是站在“艺术”立场上的就事论事的“藻鉴”。以下择其相关书学观点的主要内容,分而述之。

    一、不囿师说
    通览马氏的相关传世材料之后可以发现,其对于师长的学术见解基本上能够做到择善而从、独立自主,这在彼时思潮涌动且门户林立的环境中实属不易。若乃师章太炎不止一次斥新见的殷墟甲骨为相关学者与豫籍文物商贾所伪,连出土的各类钟鼎器铭亦不深信〔8〕,因而在其《说文》讲义及其他小学著作中便罕睹这类“新”材料的踪迹。但恐怕并非章门诸子都能践行此说,若马宗霍在《藻鉴》卷二《序》中未采师说,其在承认《说文》中的相关材料不敷于用的现状后,不仅直言甲骨卜文为   真,且认为是临池的重要资源:
    欲窥真迹,厥有数途:其一曰金文,即钟鼎彝器之属,皆三代之法物也。……其一曰龟甲文。……文字虽简略,可藉以知古书契之形状,而与古金文相发明。孙诒让亦谓龟甲文尤简省奇诡。间有原始象形字,至其刻画朴劲,即小如黍米者,亦古雅宽博,犹有尚质之风存焉。迩年则发掘更富,临池者且从事摹习,视同法书之一体矣。〔9〕
又,马氏的另一位老师曾熙在隶书的实践上一向推重东汉《夏承碑》,主张“八分莫备于东汉,中郎则东汉之冠冕,而《夏承碑》又中郎之极轨也,故分书以《夏承》为宗”〔10〕,这类文字多见于曾氏的许多题跋中,其书亦确有此碑意味。当然,进士出身的曾氏恐怕未必认为此说有多少学理上的依据,而或只是作为鬻艺沪上的一种宣传与应酬策略。但马氏以史家立场对东汉诸碑进行评述时,并未予《夏承碑》以“例外”的赞誉:
    顾上述诸碑,亦仅《西狭》为仇靖书,《郙阁》为仇绋书,《武斑》为纪伯允书,《衡方》为朱登书可考,馀均不知书人姓名。或以《华山》《郭泰》《夏承》《鲁峻》拟之蔡邕者,徒以邕名重而归之耳。至以《卒史》《韩敕》为锺繇书,则时距太远,前人已议其非,更可不论。〔11〕
    以上所云实事求是,显然基于学者的冷静与客观。所以也就无怪乎曾熙说其“屈居吾门,几穷辨答”〔12〕了。

    二、与时而进
    由上述出发,随着清中叶以降碑学运动的持续发酵,既有临摹范本不断扩大,相关作者的取法观念亦发生变革〔13〕。而时间愈晚近的许多作者在能看到愈多的出土材料的同时,愈及时地将其转化为书写实践的资源,因而亦就愈对既有、新出的非“主流”〔14〕资源持开放态度。马氏生逢清末民初之际,正是诸类“新资源”如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涌出之时,马氏意识到此类资源之于书法的价值可谓“与时而进”,何况依据既有、新出的冷僻金石文献补经订史本就是乾嘉学术的重要传统。在其关于书学方面的文字中,亦频见对非“主流”材料的重视,若其评李阳冰与各类相对冷僻的碑刻:
然相传阳冰初学《峄山碑》,则此碑唐时野火已焚;后得《延陵墓刻》而变化,则此刻实出傅会。二者皆不足据。以为师《碧落碑》差可信,而《碧落》又非篆之至也。今观所书诸碑,亦诚有笔力,顾淳古之风,邈焉不属,视汉《三公山》《开母》《少室》石阙去之犹远,何敢望秦相?唐代能篆者少,故得“于无佛处称尊”。其实阳冰前有王遹,后有李灵省,皆见称于欧公《集古录》。而瞿令问《窊尊铭》、李庚《峿台铭》,遒劲深稳,阳冰亦未能逮。后人震于其大言,遂相与奉之无异词,亦少过矣。〔15〕
    将上引说辞放置到清末以降的大环境中,尤可知其绝非简单勾陈许多生僻碑刻而已,而是开始基于乾嘉以来的学术积累,利用各类材料对传统书学叙述方式、授受谱系和经典范畴以反思甚至重构。如其在李阳冰之外引述众多的书家、书迹(包括文献记载和有实物流传的),显然在指责前者“于无佛处称尊”时,另有一较为完整、真切的史实在其判断中。更为明显的表态则可以援其对彼时新见简牍的相关信息的陈述:
    清光绪时,英吉利人斯坦因博士,于我国燉煌西北之长城、蒲昌海北之古城、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讬拉、拔拉滑史德等处,发见竹木简牍甚多,携归英伦。法兰西人沙畹博士为之考释,国人始知古迹外流,罗振玉因向沙氏索得各简影片,分类排编,定名为《流沙坠简》,印以行世。王国维复就沙氏所解,重为考释,其燉煌所出,皆两汉之物也。虽零断多不成章,而分、隶、真、草,诸体咸备,不惟可资官制、地理之考证,挹其朴茂,足以发思古之幽情。今人得汉石宋拓一纸,已珍同球璧,矧兹为二千年前之墨迹邪?故附著于此,以为好习古书者之一助。〔16〕
    上文出自《藻鉴》卷四《序》,在并不算长的一篇序言中以如此的篇幅陈述一项新发现,在全著中亦难找到同例,其推重之意殆无疑也。而作为同一问题的另一面向,马氏对传世(包括文献中记载的)书迹亦不盲从,而是充分结合可靠的新旧材料加以评定,若所引对李阳冰仿效《延陵墓刻》一事的澄清便是一例。此外,若其对文献中频见的某人创作某体、某人受书于神人或汇帖丛刻中托名汉魏以前作家的书迹,往往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若“盖古文时经八代,固不皆仓颉所造,亦非有一人特为整理”〔17〕,“要皆势所必至,积渐而成,固亦不必龂龂于作始之人与时矣”〔18〕。而其对于秦代诸类书迹的辨析,可称对新、旧材料态度的简要陈述:
    秦之书迹,赵高、胡母敬之作,自昔不传。《阁帖》所载程邈书,一望而知其妄。所可考者,惟金石刻辞。〔19〕
以其所云“可考”为标准,则表明以《藻鉴》为主的马氏著作,实际上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书史著作产生了变化:神话、传闻、掌故等固然继续存在,但与“可考”者逐渐划清界限。而种种传世的冷僻书迹(或为名家手笔)与出土新材料的纳入,亦使其书乃至其人的思维格局愈加多元。

……

(未完)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本文摘自《中国书画》杂志2016年第11期“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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