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艺术家 |展览 |培训 |画廊 |读编往来 |投稿 |订阅杂志 |联系我们
用户:密码:
站内搜索:
  最新动态 更多>>
《中国书画》全国各地代售点
《中国书画》“梦之色彩——当代女...
沈鹏先生最新代表作《沈鹏书自作古...
灼灼其华---长城书画研究院15人书...
《中国书画》杂志社2016年书法邀请...
木铎声中——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
  推荐阅读
书画同源
明治世废汉字议
临书一得
尤伦斯走了,股票来了
无私的捐赠 永远的奉献
  下期预告 更多>>

 
 

研究

《震泽集》所记王鉴与沈周交往的诗文及其情感

吴建华

时间:2016-10-15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编者按:2016年8月18~19日,苏州市沈周文化研讨会在苏州市相城区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州市地方领导、来自国内外的理论专家、学者以及相城区宣传部、文体局同道。有17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宣读论文,其中有从社会、文化、人格角度对画家主体作了符号学的分析和评价,有的论文对沈周的社会交游及交往作了严谨探讨,或对沈周画派、画法及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入剖析,尚有以沈周山水名作为个案的图像学研究,或沈周诗词、文学、美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论文,可谓沈周研究的学术大餐。本期选发研讨会部分论文,以飨读者。


[明]沈周  安老亭图卷(局部)  18.5cm×158.5cm  纸本水墨  香港赵从衍旧藏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学者称为震泽先生。明代南直隶苏州府吴县洞庭东山(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人。明景泰帝景泰元年八月十七日(1450年9月22日),生于东山陆巷,明世宗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1524年4月14日),卒于吴城里第。
   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王鏊19岁,补郡学生;十年(1474)25岁,应天乡试举人第一名,即解元;次年,礼部会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接着殿试,进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即探花,26岁。由编修入仕,历官至吏部右侍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入内阁,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改武英殿大学士。因太监刘瑾专权,无法作为,正德四年(1509),他先后三次上疏,坚求致仕,得允归家。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派遣行人存问,即将召用。嘉靖三年(1524),他忽然遘病,竟卒于正寝,享寿75岁。嘉靖帝闻讣,为此辍朝一日,谕祭,召工部遣官营葬,加赠太傅,谥文恪。嘉靖四年(1525)正月一日,葬于东山梁家山。
   王鏊自幼聪颖,通过科举鼎甲,步入仕途,仕途顺畅,直至身居内阁大学士高位,是台阁重臣,一代名臣、贤相。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经学通明,文章名满天下。他不仅以八股文名重身前,风靡明代中后期,成为明清制艺大家,更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还是方志学家、家谱学家、书法家、藏书刻书家等,是一代文化名人。清修《明史》有王鏊本传。他在明代政坛、明代及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明苏州府长洲县相城(今苏州市相城区湘城镇)人。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二十一日,生于相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八月二日,卒于正寝,享寿83岁。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相城西牒字圩之原。他以一介布衣,甘于隐逸,醉心文化,做了继承与创造,以著名诗人、书画大家,成为一代文化名人。清修《明史》入《隐逸》传。
一、《震泽集》所记王鏊与沈周交往的诗文
   《震泽集》是王鏊的诗文集。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鏊68岁,作为他个人以前的诗词文章的结集,经他亲自定稿,取名《震泽文集》。他在翌年撰成的《山居杂着》以及此年之后的诗文,在他身故12年之后,即嘉靖十五年(1536)以后,由其子孙编入其诗文集,刊刻行世,称为《震泽先生集》。万历十七年(1589)再次刊刻,称《王文恪公集》。清代乾隆时期开修《四库全书》,将它收入,改称《震泽集》。从王鏊故世不久开始,迄今为止,王鏊的诗文集屡次刊刻,广为传布。现今,嘉靖本《震泽先生集》由吴建华首次标点校勘整理,加上王鏊的其他著作,取名《王鏊集》,作为苏州文献丛书的一种,已经出版,以资利用〔1〕。
   由上可知,《震泽集》可以视作是王鏊认定、收入自己最重要诗文作品的著作。在《震泽集》中,王鏊撰写的诗文有6篇与沈周直接相关。其中,诗4首,文1篇,即沈周墓志铭,题跋1篇,并且在另一篇人物墓表,另一篇题跋之中提到沈周。
   作为明代苏州两位文化名人,王鏊与沈周两人是同乡。在年龄上,王鏊比沈周年幼23岁,小一辈,晚卒15年,与沈周属于师长关系,王鏊称沈周为石田先生。虽则两人政治与社会的身份与地位迥然有别,却能以诗文书画为媒介,成为文学艺术上的同好与知音,因而王鏊在其文集里愿意留下与沈周的交往文字,透露出真挚的情感。这为我们今日研究两人的关系,从王鏊的角度,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
   具体而言,《震泽集》收录王鏊撰写的与沈周交往诗文,依照编年次序,有以下篇章:46岁作《沈石田寄太湖图》、在55—60岁之间,作《跋吴文定公与沈石田手札》、60岁作《行次相城有感》、63岁作《石田先生墓志铭》、72岁作《次石田松石图》与《石田学蒙泉阁老画蒲萄》。此外,还有73岁所作吴纶墓表、60—75岁之间所作《题顾闳中六逸图》,间接提到沈周。因之,王鏊至少从46岁到75岁,即中老年时期,贯穿长达30年的生涯里,都有与沈周相交相思的文字传世。这还不包括我们目前不知道的他46岁之前的交往,以及46岁之后的其他交往文字在内。王鏊与沈周生前交往的时间在他46岁到60岁,共14年,正是他文化创造的盛期,这时沈周在69—83岁之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了,文化创作也已成熟。
二、《震泽集》所记王鏊与沈周交往
诗文呈现的情感
   以下依照王鏊《震泽集》撰写诗文的年龄顺序,逐一分析王鏊与沈周的交往,剖析其中蕴含的情感。
   沈石田寄《太湖图》
   远寄萧萧十幅图,霞明雾暗雨模糊。眼中觉我无云梦,胸次知君有太湖。溪壑怀人如有待,烟云入手若为逋。黄金万树秋风里,拨棹西来莫滞濡。〔2〕
   据刘俊伟《王鏊年谱》,此诗作于明弘治八年(1495),王鏊46岁,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寻充日讲〔3〕。
   王鏊人到中年,充任翰林学士,为弘治皇帝伴读、讲课,终日唯勤唯谨,赢得学问清望,而政治前途宏大,不可估量。
   沈周与王鏊肯定已有相识在前,此时以自己所绘家乡太湖风景图画十幅,从苏州远寄北京王鏊,是沈周赠与王鏊的自产艺术品。两人以烟雨太湖美景为题材,用诗歌书画做媒介,沟通交流。这说明两人既是同乡人,熟谙家乡最美的太湖风景,加上王鏊是家在洞庭东山的太湖中人,见此风景,可以在远离家乡的京城官场聊以了却思乡之念。更有甚者,说明两人是诗歌书画同好。所以,王鏊见得沈周《太湖图》,情不自禁地吟诵题诗起来。从王鏊对画面外观的细致观赏,对画家的心理推测,都说明沈周的赠画得到王鏊由衷的欢迎与真赏,也在赞叹画家高妙的山水画技。
   跋吴文定公与沈石田手札
   闻之王秋涧〔4〕云:“字画亦可以观人之寿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于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点画法度具在,言辞温润谆切,与平日无异也。秋涧之言岂欺我哉?昔曾子临终,所以告孟敬子者,尤谨于容貌、颜色、辞〔5〕气之间。文定此札,久要之诚,恬退之节,盖略见焉。其所养可知矣。公于石田最厚,往来简牍尤多,而此札则若与永诀然者。故尤重之、宝之,装潢成卷,俾予书其后。于戏!公之笔于是乎
绝矣。〔6〕
   此是吴宽临终之前4日书写与沈周手札,称为绝笔,被沈周精心装帧宝藏,在世之日特请王鏊题跋于上的,时间应在吴宽卒日弘治甲子十七年(1504)七月十日,到沈周卒日正德四年(1509)八月二日之间,王鏊在55—60岁之间。
   除了从字迹窥察作者气度心迹,王鏊提到吴宽与沈周交道“最厚,往来简牍尤多”。
   吴宽(1435—1504),长洲县人,以贡生乡试第三。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第一,已经37岁。弘治甲子(十七年,1504)七月十日卒,70岁。特赠太子太保。乙丑(十八年,1505)十一月丙申下葬。王鏊讲,他与吴宽“生同乡,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因而为他撰写神道碑〔7〕。
   因此,吴宽与沈周、王鏊都是交往十分密切,感情至为深厚的。
   王鏊(1450—1524),比吴宽进士晚3年。吴宽,37岁状元,以修撰入仕,70岁卒于官,立朝33年。王鏊,26岁探花,以编修入仕,60岁致仕,立朝34年。退居家乡15年,75岁卒。
   沈周(1427—1509)、吴宽、王鏊三人的行年关系如下:
   沈周,大吴宽8岁,大王鏊23岁,享寿83岁。比吴宽晚卒5年,比王鏊早卒15年。
   吴宽小沈周8岁,大王鏊15岁,享寿70岁。比沈周早卒5年,比王鏊早卒20年。
   王鏊小沈周23岁,小吴宽15岁,享寿75岁。比沈周晚卒15年,比吴宽晚卒20年。
   三人生年,以沈周为最大,吴宽其次,王鏊最小。卒年,则吴宽最早,沈周其次,王鏊最晚。王鏊在年龄上,是沈周、吴宽的晚辈,相差一代人。而沈周与吴宽相差8岁,居于沈周与王鏊中间,与两人相对更易接近。但是,吴宽比王鏊只早3年以鼎甲入仕。科名比王鏊高,官位不如王鏊高,一同爱好、倡导古文词。而吴宽与王鏊除了同乡,还同朝为官;吴宽与王鏊同沈周的交往,除了同乡,只是诗文书画的文艺交流,仅仅因为布衣沈周具备高超的文艺才华与技能。
   据张修龄、韩星婴《沈周集》附录,我们统计,吴宽的文集《家藏集》收有《沈启南像赞》(第1019—1020页),为沈周写的题跋5篇(第1026—1027页),酬唱诗15首(第1032—1036页),题咏诗22首(第1039—1045页)〔8〕。王鏊十分熟谙吴宽与沈周,提到吴宽与沈周诗歌酬唱往还较多,由此可以坐实。
   行次相城有感
   几年约兹游,为访石田叟。石田今已亡,不使此言负。相知三四人,拏舟过湖口。行行抵相城,自卯将及酉。四顾何茫然,天水合为薮。茆〔9〕屋几人家,荒蒲与衰柳。本来鱼鳖宫,自合鸥鹭有。始田者为谁,馁也非自取。有司事征求,亡者逾八九。念此为彷徨,独立延伫久。作诗当风谣,以告民父母。〔10〕
   据刘俊伟《王鏊年谱》,此诗作于明正德四年十月〔11〕,距沈周八月二日逝世,只有二个多月。
   正德四年(1509)三月,王鏊因宦官刘瑾专权,明武宗荒淫怠政,无法作为,选择主动隐退,连续三次上疏,果断请求致仕,辞去内阁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四月得允。五月东归,时年60岁。到家以后,八月,听闻石田得病,立即遣使问询。沈周答诗,成为绝笔,不久去世。松江人何良俊(1506—1573)认为:“文恪之重贤而存旧,今亦不复有此风矣。”〔12〕
   最多相隔二月多,王鏊相约三四同人,缓缓出行,夜宿相城,专访石田故居,实现了他几年前就对沈周做出的到访承诺。即便沈周已逝,也不负诺言。这表明王鏊对沈周交往,有着一番真情实意。撰写此诗,是到了故人老家实地之后,物在人故,睹物思人,伤心感慨,自然难免,更表达了他怀念石田的拳拳之情。
   另外,由行访沈周老家,王鏊对于一天路上所见,大水之后荒废景物,而官府赋役征敛不已,造成民不聊生,纷纷逃亡,“亡者逾八九”,不禁一方面对农民重赋逃亡,农田荒芜,寄托忧悯之情,另一方面对官员严词讽喻。这里显露了王鏊由衷的民本情怀。
   石田先生墓志铭
   有吴隐君子,沈姓,讳周;启南,字;而世称之,唯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长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辟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渊,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称。
   先生风骼洁修,眉目媚秀,外标朗润,内蕴精明。书过目即能默识。凡经传子史百家、山经地志、医方卜筮、稗官传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渉其要,掇其英华;发为诗,雄深辨博,开阖变化,神怪叠出,读者倾耳骇目。其体裁初规白傅,忽变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书法涪翁,遒劲奇倔。间作绘事,峰峦烟云波涛、花卉鸟兽虫鱼,莫不各极其态。或草草点缀,而意已足成,辄自题其上,时称
“二绝”。
   一时名人皆折节内交。自部使者、郡、县大夫,皆见宾礼。搢绅东西行过吴,及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相城居长洲之东偏,其别业名有竹居。每黎明,门未辟,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则相与燕笑咏歌,出古图书器物,摸抚品题,酬对终日不厌。间以事入城,必择地之僻隩者潜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则屦满乎其户外矣。
   先生高致绝人,而和易近物。贩夫牧竖持纸来索,不见难色。或为赝作求题以售,亦乐然应之。数年来,近自京师,远至闽、浙、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亦盛矣。
   先生自景泰间已有重名。汪郡守浒,欲举应贤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抚南畿,尤重之,延问得失,而先生终不及时政,曰:“吾野人也,于时事何知焉?”然每闻时政得失,则忧喜形于颜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
   初,先生事亲,色养无违。母张夫人以高寿终,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毁瘠,杖而后兴。弟病瘵,终年与同卧起。馆嫠妹,抚孤侄,皆有恩义。尤喜奖掖后进,有当其意者,为延誉不已。
   先生娶于陈,生子曰云鸿,官昆山县阴阳训术,早卒。庶子复,孙履,皆郡学生。
   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寿八十有三。复与履治丧,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
   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抄》、《石田咏史补忘》、《客坐新闻》、《沈氏交游录》若干卷,独其诗已大行于时。
   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谁乎?宜莫如吴文定公及公。阐其潜而掩诸幽,则唯公在。”予诺焉。铭曰:
   或隆之位,而悭其受。或敓之秩,而侈其有。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众遗弃。发为浑锽,震惊一世。彼荣而庸,磨灭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于戏邈矣!我怀其人。〔13〕
   沈周卒于正德四年(1509)八月二日,厝柩3年多,于壬申(七年,1512)十二月二十一日,才落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
   据刘俊伟《王鏊年谱》,王鏊此文作于正德七年(1512),即沈周下葬之年,王鏊63岁。现存王鏊撰写《石田先生墓志铭》拓片,多了落款署名:“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知制诰、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郡人王鏊撰。”〔14〕
   王鏊撰写的沈周墓志铭,全非一味按照行状,照抄了事,满篇谀辞,而是实事求是,平铺直叙,凝结他对沈周一生为人与取得的卓越文学艺术成就的透彻了解,因而勾画沈周形象,笔触所及,全是一番真情流露,充满对这位诗坛主将、书画大师的高度崇敬。
   从王鏊的笔端,可以看得沈周的几个方面。
   首先,沈周的家世情况。沈周有耕读“文雅”的家世,醒目的外貌,内在精明的性格,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一幅栩栩如生的形象。还交代了沈周宅居、娶妻、子孙、生卒、葬地等基本情况。
   其次,沈周杰出的诗书画成就。沈周以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的优良根基,擅长作诗,从白居易、苏轼、陆游一路习得,直至融会贯通,自成一体;书法黄庭坚,“遒劲奇倔”,颇有特性;绘画以山水、花鸟见长。画上题诗,当时已称“二绝”。著作多种,“独其诗已大行于时”,广为传播。
   再次,沈周的为人硕德。官员后学,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宾客盈门,沈周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来者不拒,一视同仁。家中富藏古图书、书画、器物,他能以开放的姿态,与大家共同观赏。所谓“燕笑咏歌,出古图书器物,摸抚品题,酬对终日不厌”。沈周在长洲东偏的有竹居,俨然成为一方穿越时间隧道,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他则成了文化交流的中心人物。即便他潜行苏城办事,也摆脱不了被悄悄紧紧盯踪,前呼后拥。他的书画成为当时被人收购的“珍玩”,名声风扬天下。而他对贫民索求,不吝笔墨,甚至为出卖的赝品,也题名不误。他关心时事,享有盛名,地方长官与他交往,却极显低调,而且不应举荐。事百岁老母孝,对痨病弟弟悌,“馆嫠妹,抚孤侄,皆有恩义”。奖掖后进,延誉不已。
   诚如文徵明对王鏊所说:“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谁乎?宜莫如吴文定公及公。阐其潜而掩诸幽,则唯公在。”文徵明认为当世人人知道沈周之名,而知晓沈周最深的,只有吴宽与王鏊两人。吴宽已在沈周之前逝世,因之为沈周书写墓志铭,也就非王鏊莫属了。的确,王鏊不负所托,认真写就了沈石田墓志铭,盖棺定论,与沈周一生德行名望相为映衬。王鏊以一腔深情撰写沈周,落脚点极其简单,就是“我怀其人”。署名落款,列他一大堆显赫的官名,那是做给人看的,到文集里就删掉了,最基本的,落到了“郡人”上,这才是沈石田若地下有灵,最觉欣慰的吧。
   次石田《松石图》
   长松落落,白石凿凿,根株联蜷皮驳荦。悬厓倒挂蛟龙僵,干云直上雷风作。仲圭〔15〕死,石田生,后先意匠同经营。想拈秃笔快一扫,势与碣石争峥嵘。堂堂十八公,冰霜阅雄俊。巍巍石丈人,不缁亦不磷。两翁抱奇节,结交亦相近。我非米南宫,每见思拜之。我非陶隐居,听此心自怡。方今大厦连云起,柱础明堂独须此。纷纷匠石正求材,胡为弃置深山里?胡为弃置深
山里?〔16〕
   据刘俊伟《王鏊年谱》,此诗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王鏊72岁〔17〕。
   这时王鏊从内阁宰相退休在家,已经12年了,离他去世还有3年不到。或许王鏊偶尔翻见沈周《松石图》,联系到自己的身世,突发灵感,和着沈周诗韵,竟然赋得古体长诗一首。王鏊借着松、石为题,由画作图面,既观赏石田继承元画的高超技法,又颂赞松、石的凛然清正气节:“堂堂十八公,冰霜阅雄俊。”“巍巍石丈人,不缁亦不磷。”从对米芾、陶渊明的画、诗的崇敬与欢悦,王鏊不由得发出强烈的真心诉求:如此松材石具,正是大厦构建亟需之物,并连问两声:为何弃置深山无人问!忧愤、真诚,溢于言表。沈周不在世了,其画带给王鏊触发现实灵感,却一如沈周生前既往。这可以看作,作为王鏊诗画老友的沈周,其诗其画其人,给予王鏊的生活与思想影响,直至
终生。
   石田学蒙泉阁老画蒲萄
   虬髯诘屈干鳞皴,二老含毫闘出新。试看山亭秋雨里,不知若个得渠真?〔18〕
   据刘俊伟《王鏊年谱》,此诗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王鏊72岁〔19〕。
   蒙泉阁老,是岳正,善于画葡萄。沈周大约模仿岳正,画一幅葡萄画,即花卉图。王鏊见了,诗兴大发,作出七言一首。赞赏两人葡萄画法不分高下,却思考画的艺术表现与生活实际的关系,究竟谁得葡萄真谛?这也是王鏊对沈周身后杰作的挂念与赞赏。
   除上直接提及王鏊与沈周交往的诗文以外,王鏊《震泽集》记述其他的文字,间接提及沈周的还有两处。
   王鏊叙述宜兴“逸人”吴纶的墓表,说吴纶“喜作书”,精茶道,携带蒼鹿、白鹤各一只,制药治人,好义赈济,种种隐行,并说他来到苏州,只访问沈周,每次长达10天左右。“至苏,必过沈石田,流连浃旬乃去,余无所诣。” 这是东汉韩伯休(康)、东晋陶靖节(渊明)、唐陆鸿渐(羽)等隐君子之流,实在是沈周的知音同道。从吴纶身上,何尝不见沈周“逸人”的影子?王鏊并回忆自己同他的交往:
   余昔过宜兴,与君邂逅荆溪间,同余游善卷,还过其家。余归吴,贻予茶炉、茶灶。已,又贻驯鹿一。岂以余同隐逸之志耶?〔20〕
   原来王鏊同沈周、吴纶的交往,善于理解把握其隐行逸志,是因为骨子里面同有着“隐逸之志”的缘故吧。
   据刘俊伟《王鏊年谱》,吴纶墓表作于嘉靖元年(1522)〔21〕,当时王鏊73岁。沈周故世13年之后的事了,王鏊记得如此清晰,特地揭示出来,还把自己置放了进去。
   题顾闳中《六逸图》(旧题为渊明、孝先、毕卓、马融、阮咸。予为辨之如左。)
   闳中写六人像,皆取其旷逸,而渊明非其伦也。露卧者,其刘伯伦乎?所谓枕曲藉糟、吹篴者,其桓伊乎?所谓卧吹三弄,题以为孝先、马融,非其时矣。缺题者,其嵇叔夜乎?所谓目送归鸿,妄意如此。惜不及与石田
评之。〔22〕
   这一题识应当是在沈周卒后,王鏊书写的,具体年份不详,应在他60—75岁之间。他根据时代风貌与历史知识,鉴别顾闳中《六逸图》的六位隐逸人物。尾后,王鏊深深惋“惜不及与石田评之”。可见,正是沈周书画鉴赏水平之高,才令他心目之中长存钦敬。在沈周身后,碰到绘画鉴赏之处,还由不得地叨念着他呢。这一老一少,亦师亦友,莫逆之交,曾几多时,聚首观摩书画珍藏,切磋鉴赏,那是肯定无疑的了。

[明]沈周  山居读书图轴  116.6cm×28.8cm  绢本墨笔  南京博物院藏


三、《震泽集》所记王鏊与沈周交往
诗文及其情感的影响
   通过以上诗文及其情感的透析,可知在《震泽集》里,王鏊与沈周交往的诗文,有直接的,分为诗歌、题跋、墓志铭共三种6篇。它们有在沈周生前唱和的,应邀题跋的,有在沈周身后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也有见沈周的画作题跋、和诗的。有间接的,是在沈周身后,王鏊写到他人他事,念及沈周的。
   这些诗文反映王鏊与沈周两人的交往形式,有倾心的诗歌酬唱,沈周向王鏊赠送自己的画作,邀请王鏊到访相城家宅,书画鉴赏,王鏊为沈周撰写墓志铭,沈周故世后王鏊对他时不时怀念。
   这些诗文呈现的情感,表明王鏊对沈周一生为人为事的人品道德,为诗为书画艺术的卓越成就,知之极深极透,情感诚挚深沉,字里行间,丝毫没有一位鼎甲阁老对一位单纯的平民诗人、书画家端的架子,透露的不啻是神情俱在的尊崇,更带有诗文酬唱的真心愉悦,书画鉴赏的技巧赞赏。他们是同乡,又同好精通诗书画,当然,王鏊是诗人、书法家,不会画,只懂画。
   或许王鏊与沈周最初相识,借助了乡人关系的便捷桥梁,以后逐步进行了深层次文化艺术交往,无论如何,其客观效果是,这种为了诗歌书画的文学艺术而进行的真诚交往,无疑扩大了苏州人文的影响,为明代苏州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代苏州居于中国文化的中心〔23〕,以诗古文为主的文学,以书画篆刻戏曲为主的艺术方面最为繁盛,名家辈出,领袖全国文坛艺坛。这一地位的形成,除了继承前代的文化积累,从明初到明末,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明代中期,随着苏州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商品经济抬头兴旺起来,提供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出现文学艺术方面的领军人物则显得尤其紧要。
   王鏊以科举巍科出身,与状元出身、当“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24〕的吴宽等吴中文人词臣一起,在京城同道结会,形成带有地域性的文学群体,诗歌唱和,书画品评,收藏鉴赏,探讨学术文化,互相交流,相得益彰,领得一时文坛风骚。他为人清正廉直,少年读书时就被“称为天下士”〔25〕,颇受正人君子赞赏。他年青入仕,勇于直谏,之后入阁拜相,秉持正义,不畏邪恶势力,敢于维护贤良大臣,声名极佳极盛。“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26〕他接触交往广泛,并在诗古文、书法、制艺方面盛名天下,影响到科举风气与文风导向。《明史》给予高度评价,称他“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少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27〕
   而吴中沈周等隐逸文人、诗人、书画家的人数众多,文艺水平精湛,也在导引天下诗古文、书画艺术的发展风向。
   沈周不走科举仕途,宁以一介布衣,甘于隐逸,却以诗歌书法绘画名扬天下,成为明代中期苏州诗书画三绝的文艺大家。他不仅是吴中诗派的核心人物,“上承杜琼、陈宽、祝颢、徐有贞、刘珏等,下启‘吴中四才子’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为成化、弘治间吴中文坛盟主之一”,而且绘画为“明代之冠”。〔28〕明代后期苏州文坛盟主王穉登就称他,“先生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并大为赞叹:“国朝画苑,不知谁当并驱也?”〔29〕。他的(国朝)《吴郡丹青志》入“神品”只有沈周一人,其下“妙品”4人,为宋克、唐寅、文徵明、张灵,其下“能品”4人,是夏昶、夏昺弟兄、周臣、仇英;其下“逸品”3人,即刘珏、陈淳、陈栝父子。清修《明史》称沈周:“尤工于画,评者谓为明世第一。”〔30〕沈周是中国画史规模最大、影响极为深远的画派“吴门画派”的领袖,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的“吴门四家”之首,而唐寅、文徵明等一时名士都出于他门下。
   清修《明史》文苑传开列了一串名单,反映了苏州从明中期以吴宽、王鏊、沈周为代表的吴中人文崛起,之后以文徵明为中心,接过领帅大旗,推向极盛,后期则以王穉登为主帅,风云际会,延续至清代。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钱穀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31〕
   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
推重〔32〕。
   正是像王鏊与沈周这样的在朝在野的吴中文人学士,包括诗古文家、书画家,却不论有无科举功名或官位,倾心同力,研讨诗歌古文技能、书画创作与鉴赏技巧,在文艺水准的衡量上,没有政治地位的高低,不讲社会地位的尊卑,才真正能够汇聚为一个庞大的文艺群体,以群体的合力,为文学艺术发展贡献才智心力。这就是文化资本体现的强大的文化力,进而推动吴中文化不断发展繁荣昌盛,苏州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逐步确立。


(作者为苏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本文摘自《中国书画》杂志2016年第10期“研究”栏目)

 

 
友情链接
数字期刊
合作站点
博看网读览天下喜阅网悦读网龙源期刊网91悦读网VIVA阅读百度艺术百科
版权所有:《中国书画》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亮甲店130号恩济大厦B座4层   邮政编码:100142
电话:010-63560706   传真:010-63560985   技术支持:15910958576   网站广告:010-63560706-1019
京ICP备0902692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