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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梁启超书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下培育的士子,学识广博的学者,晚清变革时代的革新者、政治家,其政治主张、学术思想,梁启超对当时及后来的政治革新、文化生活、学术进步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书法对于著述浩瀚的梁启超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余事”。

与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一样,梁启超觉得书法是他须臾不可离身的“工具”,是虽然不值一提却又让他倾注过不少精力的个人爱好。梁启超一生临池不辍,即使在其政治避难、流亡异国他乡的岁月里也不忘带上心仪的字帖,坚持每日临池,于传统中汲取营养。我们仔细品读梁氏遗留下来的大量书迹不难发现:梁启超精湛的书法艺术与当时及后来暗淡的书名是极不相衬的。梁启超在1920年以后,他逐渐脱离政界,行迹遍及欧美,潜心学术。其对“书法”独特的见解,主要散见于他为各种书迹所作的题跋和来往书信中,或隐含在他的学术论著里。诸如论书诗《若海自称其书已脱古公役属要我承为独立国作诗嘲之》(1907年)、论书诗《自题所藏唐人写<维摩诘经卷>为敦煌石室物罗瘿公见赠者》(1909年)、奉题南海先生所藏翁覃溪手写《冯天岩墓志铭》(1909年)、《双涛阁日记》(1910年)、《稷山论书诗序》(1923年)、《题〈海粟近作〉》(1926年)、《书法指导》(1926年)、《王国维墓前悼词》(1927年)等著述中都有他对书法的认识。

梁启超的“书法”思想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于书法的基本态度—捍卫传统,重视学问;另一方面他也接纳和吸收了西学研究的方法,并结合自己深厚的史学功底,对于“书法”史的断代、历代碑刻的品评、南北书派论的认识等问题提出了自身独到的见解;梁启超在“书法”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其业师康有为以碑派书法为主流的创作风格,又善于吸纳魏晋以来的帖学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书法风格。

梁启超 行书李商隐《无题》 25×30.5cm 纸本 荣宝斋藏


在书法美学思想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及其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拓展了传统书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他通过比较中国“书法”与西方美术,将“书法”确立为美术的一种。古代的书法家向来认为书法是一种“雕虫小技”,将书法练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必要条件,而梁启超将“书法”作为一门中国特有的艺术,这在当时来说是前无古人的,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书学思想在方法形态上融合中西、结合古今,表现出开阔的文化胸怀和积极的开放意识。

梁启超开始以一种中西结合的方法治学,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研究“书法”。所以,他对于研究所选取的文化视角,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可以从更高一层上考察书法,这无疑更有利于准确把握对象,也促使中国书学研究的格局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多学科相互渗透,将各门知识综合运用于书学研究之中,便是梁启超从文化史角度研究书学的重要表征。因此,他对国外的边缘学科尤为注意,如他借用文化、地理学原理考察中国“书法”,得出了饶有新意的论述。他对于“书法”的视觉形式与创作过程如此全面关照,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梁启超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书学研究方法与新的研究视角。书家们看书法,很少用“光的美”、“力的美”这种极为抽象的词语来表达;学者们看书法,又对个性表现不太关注,甚至有意回避。梁启超能够以客观的态度,运用饶有趣味的美学词汇,深入浅出,全面、综合地论述书法,反映出他超人的学术功底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本文认为梁启超“书法”思想的视角新颖不仅体现在他对书法价值的论述,还体现在他对整个书法史的认识上。中国古代的书法史向来是名家的书法史,对著名法书的解说占去了很大的篇幅,对于书体的形成过程却少有关注,梁启超看历代的碑刻作品都很注重从书体的演变方面入手,观察细微,甚至对同一个朝代各个不同时期的书风也分得很细。这种看待书法史的方法和视角无疑也是非常新的。

梁启超 楷书尽卷想衔七言联 127×23cm×2 纸本


二、引领“正学”

所谓“正学”是指宋元以来学术界借助“南禅”、“北宗”及儒学中的“道统”、“正邪”意识所确立的一种价值观念,尤其到了清代,“南北宗”论和“正脉邪学”论是以这种观念为标准,文人书画家在价值选择过程中形成的自身绝对权威的学术意识。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道统观念的确立直接导致了后世的门户之争,“南北宗”的问题贯穿了整个清代书法史,多年来纠缠不清,成为时弊。梁启超对此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宋元以来,正学异端之辩益严,而学风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据家之疲舌战于字句之异同,钩心角于年月之比较,更卑不足道矣。尔来士大夫亦知此学之无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国学风之坏,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他对于南北书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以‘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即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于统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复努力以连贯之。”

梁启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以及包容的态度阐释了书法南北风格形成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他将“文学地理”的变迁归因于“政治地理”的变迁,这种看似有政治倾向的判断其实化解了很多主观意造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曰推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之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

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对于我们理解传统学术风气依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门户森严,“正邪”对峙,暴露出晚明以来中国学术史中的顽症,这种风气影响了学界对传统的认识,使批评对象本末倒置。梁启超的观点将人们带到了一个宏观而自由的学术视野中,反映在“书法”方面,梁启超褒碑不贬帖,好古不薄今,不立门户之见,体现了他碑帖并重、广集博采的思想。

——《中国书画》杂志2011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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