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绍侃
时间：2021-03-01 09:30:00 | 来源：中国书画

于非闇  蝴蝶牡丹图轴  1954年
款识：公园牡丹同干异花，标名二乔。今以唐人两面着色法写之。于非闇时年六十又五。
钤印：非闇六十后作（朱）

于非闇祖籍山东蓬莱，定居北京已有四代。其曾祖、祖父均为清代举人，父亲为清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旗人。母亲为爱新觉罗氏，正黄旗。光绪十五年（1889）3月20日，于非闇生于北京西郊，名魁照（取“魁星高照”之意），号仰枢。当时的于家属于家境殷实、社会地位较高的书香世家，所以于非闇从小可以接触到书画、缂丝、拓片等收藏，同时受到家中的文化熏陶，自幼他兴趣爱好广泛，对于花鸟鱼虫、文学戏曲等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早期的沉淀与探索

于非闇自小就在家中随祖父及父亲读书习字，光绪二十二至三十年（1896—1904）时年7至16岁在家中及私塾读书，15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公立第二小学高等班。“老师都是当时知名人士，期间学习古文辞，博物学等，后来他的写作生涯、考古鉴定、古文考辨，都得益于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祚变更，时局混乱，满蒙高等学堂停办，1912年于非闇转入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学习，同年他开始向民间画师王德顺（字润暄，北京人，工花卉虫草，尤以画蝈蝈闻名于当时）学画，代制颜料，并学习养菊花、水仙，养蟋蟀、蝈蝈。王到病重垂危，才交给了他描绘的稿子。于非闇后来才明白自己在绘画技巧、笔墨语言上从王润暄那里直接获益不多，但是在制作颜料、遴选画纸、饲养花鸟草虫、熟悉花鸟习性乃至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等方面受其影响很大，为今后的绘画创作和理论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同时，由于清王朝覆灭，于家的家庭境况由盛转衰，家庭经济日渐拮据，生活困顿，于非闇同时也要承担起谋求柴米的家庭重担。1913年到1926年，于非闇在北京公立第二小学校高年级任教员，1927年因事辞职。1920年5月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由当时京城画坛领袖金城、周肇祥、陈师曾、徐燕孙等二十余人发起，主张“精研古法，博彩新知”，维系传统，以对抗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折中东西”和西学日盛的冲击。于非闇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画家、文化名流交往甚多。

于非闇  四喜图轴  1936年
款识：四喜图。拟滕昌祐笔。丙子夏非广。
钤印：于照之印（白）  非盦（朱）

二、中期的风格逐渐形成、稳定期

20世纪30年代初，于非闇工作变换频繁，有时兼任数职，但他一直未脱离美术教学和文字编辑工作。1929—1930年，他任北平市立一中图画教员；1929—1937年，任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教员；1930—1931年，任私立华北大学美术系教员；1930—1933年，任北平市立师范图画教员，兼任北平《晨报》“艺圃版”编辑。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如《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于1928年5月由晨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都门钓鱼记》中，详细描述了京城适合钓鱼的地方、鱼的种类、钓鱼用具、钓法；在《都门艺兰记》中以类别、避忌、治土、灌溉、施肥、调护、分盆、除虫分章节描述如何养护兰草；在《都门豢鸽记》中通过配插图，生动地介绍了鸽子的品种、豢养食料、巢栅、收放训练、疾病卫生、孵雏产卵之养护等。《都门蟋蟀记》也于1928年1月31日到1928年5月31日在《晨报》连载了十七篇，后因该报停刊未完成连载。文章《非厂随笔》《艺苑珍趣》《有闲阶级》等刊登于各大刊物，多以轻松流畅的文字记录童年时光、民风杂记、钓鱼养花、字画鉴赏、画人介绍、画坛消息等。

1928年，于非闇拜齐白石为师，学习篆刻、绘画。此时于非闇主要以雪景山水画染法和写意花鸟为主，在他本人1928年的记述中说：“日前与齐白石先生谈画，先生谓‘自作画以来，不知有法度，不止有成说，种瓜而役，然后写瓜，食菘而后然后写菘。唯以笔墨求物形，传物神耳’。此论颇含至理，与吾学画犹合，故书以告世之学画者。”受齐白石影响，于非闇对花鸟认真观察和写生，同年作《花卉》《雪景山水》。在篆刻上，齐白石鼓励他在临摹传统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于著有《治印余谈》，详细论述了石料、形制、印文、边款、文字考订、古今印谱、篆刻印史、各家长短等。

1931年以后，于非闇开始学习赵佶瘦金书以及李阳冰篆书，他坚信书法和绘画有着密切的关联。据于非闇自述，他在1935年以46岁的年纪正式学习工笔花鸟画，但此之前他有很多年的画画经验了，最开始以白描入手，学画南宋赵子固的水仙、晚明陈老莲的竹子。除了向齐白石学习写意花鸟画，还学西画的素描和水彩，为以后写生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从小受到的国学教育也开始起作用。他说，他的绘画创作受到古典文学影响，尤其受古代散文、诗歌启发，使他懂得了在创作中如何构思，包括主题思想内容和结构布局，摆脱老一套，给人新鲜的感觉。

1936年，于非闇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首次个人展览；同年5月，举办“张大千、于非闇、方介堪书画联展”；12月，举办“救济赤贫—张大千、于非闇合作画展”，作品有《菊花》《富贵白头》《茶花斑鸠图》等。1938年，与张大千组织画友成立春明画会，前后举办过四次展览。40年代，逐渐在北方画坛有了名气，与陈之佛并称“南陈北于”。

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1937年至1945年，于非闇应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之邀，创办“国画研究馆”，与周肇祥、张大千、黄宾虹、王慎生等人同任审查委员及导师。这段时间他有了稳定的工作地点，也有时间去思考与发展自己的绘画方向。古物陈列所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于非闇得到了大量接触古代艺术精品的机会，此时他以宋元工笔花鸟传统为基础进行临摹，多有仿古和临习之作，并对古典花鸟画如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崔白的《双喜图》、赵昌的《四喜图》、赵佶的《红蓼白鹅图》等进行深入分析。其中，赵佶的花鸟画对于非闇的影响最深，当然这个选择并非一蹴而就，早年间于非闇的父亲就曾经借宋徽宗的真迹给他临摹。在古物陈列所中，“在这一时期，我临摹的赵佶的东西，却有些是好的”。于非闇对包括赵佶在内的宋元工笔花鸟珍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造型、勾线、构图、染色，在反复研习中陶养宋画精微体物的精神和丰富含蓄的画面意蕴。除此之外，他本人对于宋人丝绣也极感兴趣，包括沈子蕃、朱克柔等缂丝名家，对于非闇的花鸟画也有一些启发。他制定日课表，将上午8点半至12点、下午1点半至4点定为学画时间。与临摹相配合的是，他到各处公园进行现场写生，并练习用绢写生。同时注重体验生活，仔细观察分析花鸟形态。他曾去中山公园、故宫御花园、谐趣园、管家岭观察牡丹、荷花、红杏等花卉，去动物园、鸟市、鸽市观察禽鸟，能分辨花鸟品种之不同，将生活观察体悟运用到画面当中。这样的临摹加写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自此画法大变，也奠定了其绘画风格的基础。在此期间，于非闇也创作了一批花鸟作品，1937年作《水仙》《竹枝双鸠》《花鸟图》，1938年作《梅鹊图》《梅鹊图》《仿黄筌竹鸠图》，1939年作《双清息禽》《仿马麟暗香疏影》，1940年作《白荷蜻蜓》《浴鸽图》《牡丹双禽》等，1941年作《杏花鹦鹉》《蔬菜草虫》《红柿绶带》《箩葡图》等，1942年作《水仙图》等，1943年作《墨叶牡丹》《绿牡丹》。除此之外，他还在教育领域卓有建树。在这9年的时间里，他前后招收了五批学生，其中著名的有王学敏、田世光、俞致贞等人。于非闇及其弟子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美术教育作出了持续性的贡献。1939年，他还曾于《新北京报》主编《艺术周刊》。

1945年以后，“国画研究馆”暂时关闭。1946年至1947年，于非闇任北平《新民报》“北京人”版编辑。1947年至1949年失业，主要以课徒、卖画为生。这一时期于非闇生活条件比较恶劣，但他的热情反而增加。他潜心研究工笔花鸟画，并将写生范围缩小到北京的花鸟，在花鸟中又选择几种他喜欢的进行写生，直到北京解放前夕，作品如《墨叶牡丹》《绿牡丹》《茶梅栖禽》《枝头鸣鹊》《梅雀图》等。

张大千  荷花图屏  164cmcm×80cm×4  纸本墨笔  1932年  南京博物院藏

三、晚期风格成熟、自成一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们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文艺界的主旋律，美术界也为顺应时代发展、如何表现一个崭新的中国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北平解放后，于非闇生活有了保证，国家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条件，没有了衣食之忧，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作当中，逐渐进入创作产出的黄金时期。他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不在政治上艺术上迷失方向，就要熟读、精读，时常查对毛主席的这篇经典文章。”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就是在“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主题下对花鸟画进行改造。在艺术上，于非闇将旧式的工笔花鸟富丽堂皇、高贵典雅的风格与新中国人民要求幸福生活的愿景相结合，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了新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趣味。

1949年底，由老舍倡议成立“新中国画研究会”（后改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于非闇为首任副主席，后任常务理事与经济审核组主任。1951年，于非闇与齐白石、陈半丁、汪慎生、王雪涛等老师合绘《普天同庆图》，表达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崇敬和热爱之情，以及对伟大祖国和平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1951年，作《海棠》《亭亭玉立》《绶带双清》《秋葵》《山茶蝶舞》等。1952年，于非闇受北京市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邀请，自此开始担任行政职务。为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会议，他用传统的方式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创作了具有民族传统风格的《祥云群鸽图》，同年还作《白山茶》《瑞雪祥鸽》《朱砂牡丹》等，与赵梦朱、汪慎生、颜伯龙、王雪涛、启功等合绘《群芳介寿图》。

1953年，于非闇被推选为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古典美术研究会委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后作《大丽花》对当时心情和感受永垂纪念。1954年，于非闇当选北京文联常务理事兼美术组组长、北京市宪法草案讨论文艺分会会员，并开始连任北京市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出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发表《我坚持不懈的劳动来拥护宪法草案》，发表《争取我国美术的进一步发展》讨论中国美术家协会继承遗产的问题。在处理行政职务之余，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气息、脍炙人口的工笔花鸟画。在1953年举办的“全国国画展览会”中，于非闇以《牡丹图》参展，另有《大芦花》《仙鹤》《桃花春禽》《墨竹喜鹊》《和平万岁》《梅竹锦雉》《辛夷虾蝶》《青松》等作品。1954年初，与金振之、冯忠莲等人赴东北博物馆从事复制古画工作，历时一年又三个月，同年作《御鹰图》《红杏山鹚》《鞠有黄华》等。

1955年，于非闇当选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经济审理组主任，与齐白石、陈半丁、何香凝合作创作《和平颂》。这期间，他意识到国内许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绘画颜料不熟悉，针对这一课题写出《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一书，分章阐述了中国画颜色的品种、性质及发展情况，中国墨的特色以及古代和现代漂颜料、使用颜料的方法。1956年，于非闇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中国美术家协会国画家座谈会，担任《中国画》杂志编委会主任委员等。同年5月，他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同年，他创作了《玉兰黄鹂》，而在24年后的1980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中国邮电局将这幅画选入艺术纪念邮票。

1957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于非闇任副院长。2月，于非闇与陈半丁、孙涌昭、胡絜青一起在北海画舫斋举行四人联展。3月3日由蒋兆和介绍加入中国民族同盟中央美术学院支部，14日起批准入盟。6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建军30周年，于非闇与张其翼、田世光、俞致贞、王学敏合作《江山如此多娇》。7月，发表《谈吴昌硕的绘画》。9月，齐白石去世，为纪念恩师发表《纪念齐白石老师》《白石老人的艺术》等文章。10月，出版《我是怎么画工笔花鸟画》一书，该书是前所未有的史、论、技兼全的工笔花鸟画专著，总结了花鸟画史、作者习画经历、养鸟心得、写生经验、创作过程及备述工具材料、渲染方法等，对当时及往后的工笔花鸟画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1958年，与陈半丁等发表《首都中国画家自我改造的倡议书》，作《牡丹双鸽》《丹柿图》，撰写《白石老人的画》。

1959年，于非闇作《直上青霄》《丹柿图》《牵牛花》《紫凤朝阳》《柳雀图》《牡丹双鸽》等，其中《丹柿图》为于非闇又一力作，画面布局完整，层次分明，主次安排得当，紧扣时代主题。同年，于非闇病重，7月3日病逝，享年71岁。新华社新闻通讯刊登了相关讯息，《美术》7月刊以《丹柿图》以封面予以纪念，师友老舍、何溶、郭味渠、王友石、俞致贞、田世光、薄松年等纷纷撰文悼念。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