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伊秉绶 隶书翰墨烟云五言联 纸本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书法理论家费瀛（生卒不详）有《大书长语》存世，其中从正心、识字、师授、心语、通变、结构、真态、神气、乘兴、贵熟、署书、堂匾、绰楔、鉴定、镌漆、原古、客问、纸说、笔说、墨说、砚说等二十一个方面对大字进行详细论述。费瀛不仅是历代大书的总结者，而且还是后代大书的首倡者。然而，费瀛所期望的大书的繁荣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正所谓“夫以篆、隶、小楷著名，代有其人，鲜克工署书者”。欣慰的是，费瀛谢世后不久，历史进入清代（1636～1912年），“擘窠大字”真如费瀛所望，繁荣发展起来。

清代“擘窠大字”的兴起有诸多原因，其中包括匾额楹联兴盛、碑学兴起等多个方面。

清代皇家匾额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形制之丰富达到历史高潮。清代士宦乡绅商贾悬挂匾额之风气历代所无法比拟。清代文人墨客挥毫泼墨遗存匾额之状至今可观。匾额题字，非大字不能善其事，非大字不能状其势。显然，“擘窠大字”兴起顺应了匾额题字之需。

与清代题匾之风相匹配的是楹联的兴盛。南怀瑾在《诗的人生》中指出：“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清代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楹联兴盛之状。《楹联丛话》记述曰：“楹帖肇自宋、元，于斯为盛。”当时是，“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敶。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楹联兴盛带动大字楹联书法创作。《清稗类钞》艺术类就记载了翟草田用大字书写楹联的事迹，曰：某年，客金陵，李仙李殿撰之孙往访，乞书家祠联额，字高五尺余，联字亦二尺，挥汗立就，气如龙虎。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很多，具体可见梁章钜《楹联丛话》。

[清] 杨守敬 隶书河汾宛洛五言联 纸本

清代“擘窠大字”兴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碑学的产生。提到碑学，不能不提到阮元。阮元曰：“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善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又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 在阮元看来，南派之帖派书风不适合碑榜之形制的，阮元举例曰：

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凳悬仲将耳。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旃之上，敕文臣大书之，何不重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

钱泳作为阮元知音，非常赞同阮元的碑学观点，他进一步阐述曰：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

康有为作为碑学理论的总结者，赞同阮元、钱泳的碑榜大字思想，曰：“自元、明来，精榜书者殊鲜，以碑学不兴也。”

当然，清代“擘窠大字”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清代自上而下大修建筑、清代书写工具毛笔的发展等。

——节选自《中国书画》杂志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