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允明书法摭论

◇ 薛龙春
   明代中叶，苏州一地出现许多书画名家，形成艺术史上声名赫赫的 “吴门画派”与“吴门书派”。就书法而言，万历时的大文人王世贞曾自豪地说：“天下法书归吾吴。”在这一时期的地域书法竞争中，苏州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书画家大多没有显赫的官职，有些甚至都没有应过科举。吴门画派的开派人物沈周，一生居于苏州相门，家居读书，是个地道的隐士。文徵明、王宠、蔡羽等则屡应乡试不售，唐寅虽中得南京解元，但次年参加会试时卷入科场舞弊风波，从此再也没有资格继续参加考试。有学者指出书画艺术在苏州的勃兴，与其时大批文人因不遇于时而潜心艺事有极大关系。那些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所以山林之士得擅其美，从中可见世风之变。

   元末以来，苏州是书画家频繁活动之地，如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杨维桢、张雨、柯九思、倪瓒等人经常在那里高会唱酬，据统计，玉山草堂的大小雅集前后多达五十余次。正德、嘉靖之际苏州书画艺术的勃兴无疑沾溉于这一地区的艺术传统。
   在吴门书派四大家中，祝允明的作品最具创意，时人推为吴门第一。他的书法还与徐祯卿的诗、沈周的画被并称为“国朝三绝”。王宠认为，自元代赵孟頫以来的三百年间，只有祝允明一人，能得书学递承的大统。祝允明的书法很有市场，他活着的时候，四方墨客填门，花大价钱来购买他的作品，声价不减赵孟頫。皇甫在《祝氏集略序》中说，每当祝允明写完一件东西，很快被人持去，他的后人在给他编辑诗文集时，家中竟遍寻不得他的手迹。在他死后，大量伪作充斥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评价。
   因为右手多生一指，祝允明自号枝指生，又号枝山。在有关苏州才子的传说中，祝枝山要比他的名字响亮得多。他出身名门，祖父祝颢、外祖徐有贞、岳父李应祯都是当时朝中重臣。少年祝允明钻研古文词，得深湛棘奥之妙，乃至“吴中文体为之一变”。他曾自夸取得高第易如反掌，但中了举人之后，连试不第，一直考到与儿子遥绪同时应试，最后儿子考中了，祝允明仍旧落榜。只好捐个功名，授广东兴宁的知县，后迁应天通判，不久就告老还乡。黄省曾在一首诗中赞扬他“为文可作千金卖，倚马真夸七纸书”，但一生不是困于场屋，就是当个小小的地方官，可谓“从来燕雀争嘲凤，可惜蛟龙只混鱼”。
   祝允明生性放荡，不修行检，行事不愿为礼法束缚，往往随性所为，不顾忌别人的评价。他整日沉湎于酒色与赌博嬉戏，有时甚至化了妆，与优伶在酒桌上唱戏，少年任侠之士对他很是向慕。成年后的祝允明文名书名都很大，经常有人带了银两到他门上求索文章翰墨，他常以生病为由坚辞不见。但有时喝醉了睡在妓馆里，那些妓女却很容易得到他的作品。在史籍的记载中，祝允明是个不懂居家过日子的人，他从来不问家中生计，也不问家中到底有多少余钱。有了些产业，便拿来换取古代的法书名籍，那些售卖的人故意提高价钱来欺骗他，他也不计较。因为聚客豪饮，常常弄到连买酒的钱都没有，于是又将他收藏的法书名籍拿出来换钱，得到的钱往往不及购买时的两成。在祝允明窘困之际，一些有心计的人会用很少的钱米来交换他的书法。而一旦他手头有了些盈余，便自贵其书，别人花再多的钱也很难让他就范。总之他的书法虽然很有市场，但他一直生活得很贫穷，有时甫一出门，就会遇到一群要债的人追着他吐唾沫，他也不觉得没面子。苏州知府知道后，主动要帮他还债，却被他拒绝。在祝允明去世时，家中穷得甚至没有钱来体面地安葬他。

   友人们在为他所作的行状与墓铭中，记录了其放荡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比如他喜欢延奖后进，甚至折辈行与之交游。虽然口中多戏谑鄙俚之语，但终身不言人过。他还好深湛之思，在宾客喧闹之际，能凝神反视，游心玄远。然后当众援毫，写出的文章像是早就构思好的。王宠在总结他的一生时说，祝允明因为怀才不遇，又因为少有知心朋友，所以才做出傲睨当世的派头，这些是那些谩骂他的拘方之士所不能体验的。
   祝允明五岁时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被称为奇童。有人认为他早岁楷笔精谨，是受他岳父影响，而草法奔放，则出于他外祖的熏陶。当然家学中最不容忽略的是，长辈不允许他学近人书法，两目所接都是晋唐法帖。友人都穆称祝允明取法广泛，于诸体无所不学，无所不宗。张凤翼在一则题跋中说： “祝京兆作书多似曼倩，高自许可，意在惊人，故每出入晋唐宋间，未免弄一车兵器。然亦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可知他学每一种帖，都能达到精湛的境地。李日华在看到他所写的《乐词十六段》之后，为他的渊博所折服。他认为祝氏正因为胸中酝酿诸家妙处，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出没变化。陆粲在祝氏墓志中提到，在他去世之前，还抱病为一位友人临摹王羲之《黄庭经》，半日之间写了一千三百余字。可知祝氏学古，终身不辍。在当时的评价中，人们将他视为深入传统的领袖，即使是那些讨厌其晚年书风的人，也不得不认同“枝山出，令人稍稍知晋法”。因为明初书法基本延续了元人赵孟頫、康里子山的书学面貌，因此，祝允明对于古代书学传统的全面学习，对于吴门书家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示范意义。王宠等人力追晋唐，都是受到祝氏的启发。
   虽然有着深厚的功底，但祝允明反对在书法学习上随人脚踵。他认识到，“书理极乎张、王、锺、索，后人则而象之，小异肤泽，无复改变。知其至也。”也就是说，书法在汉晋之际已经达到顶峰，后人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在他们的基础上作些小的变动。即使像赵孟頫那样遍友历代，而归宿晋唐，其书法面貌仍不免“奴书”之诮。祝允明在总结赵氏成败得失时，认为他为“尽善”的目标所误。孙过庭“专工易得，尽善难求”之语，祝氏曾仔细咀嚼，最终他放弃了尽善，而专意于偏工。在他看来，这是明智的办法，只有在书法中展现与众不同的个性，才能不为书法史上的名家所笼罩。
   祝允明晚年书法横放自喜，他常常醉后信笔大书，一吐胸中郁勃不平之气，而古人种种表现手段又一齐汇聚腕下。王宠以为其出入变化，不可端倪，有神鬼怪幻的意境。上海博物馆藏《曹植诗卷》，是祝允明晚年的行草代表作，笔力雄厚，气势开张，纵横穿插，交柯掩映，时而激湍胜箭，时或流水潺潺，有不设成心、意到自随之妙。他在作品的最后写道：“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一副以古人自期的口吻。安世凤在比较吴门书家祝允明、文徵明和王宠时说，祝允明“乱而能整，纤而愈老”，这是为文、王二氏所不及的。彭年以为他的书法之所以能做到“乱而能整，纤而愈老”，是因为他善于擒纵，字中有笔。这与所谓的“南路体”因刻意安排、故作变化以至堕入小巧恶俗不啻霄壤。
   祝允明一直在晋唐传统与抒情写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它的作品所展现的是奇怪面目与沉静自省的交融。没有奇怪的面目不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没有沉静的自省，作品必然浮滑空洞，经不起回味。祝允明的作品虽纵横歪倒，甚至是点画破碎，却有震人心魄的力量与耐人寻味的烂漫天真。万历以来，莫是龙惊诧于祝允明一波一折皆成化境，允为明代第一高手；王世贞在赞赏他“纵横变化”的同时，指出“书道过此则牛鬼蛇神”；而项穆、邢侗等人则批评他的怪俗恶态，不无野狐。可见，在每个人的鉴赏经验中，传统与个性之间的分寸如何把握实在是大不相同，即使是同时人，也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因为年寿长，文徵明是吴门书派的实际领袖，受他影响的吴门书家无虑三四辈。但文氏后来的弟子大多谨守师法，不越雷池，所以，这个书派慢慢变成了文氏风格的不断重复与简单化，其生命力可想而知。到了董其昌，就很不以吴门书派为意，凿空弄出一个云间书派与吴门对垒，实欲取而代之。但是，如果谈论祝允明在当时的影响，我以为要积极得多。吴门四家中的另外两位后辈——陈道复与王宠，都颇得祝氏沾溉，尽管二人在名义上都是文徵明的学生。
   陈道复与王宠都十分善学，在接受祝允明广学晋唐宋元的书法观念的同时，陈得祝氏的豪纵，王取祝氏之拙趣。陈道复草书与祝允明同属豪纵一路，允明行笔利落，而道复则显得雄深。陈道复在为祝允明《书述》作跋时，表达了对祝氏的敬重，他说，自己从游文徵明时，文氏偶然说到枝山先生的书法为不可及，老师都这么说，则我辈何能望其什一？无论是楷书，还是行草，王宠都深受祝允明影响。他激赏祝允明的“颓然天放”，对祝氏的草、行、楷诸体都十分崇拜，跋祝允明《偕美赋》说：“枝山翁书为当代第一，然质性豪爽，不耐拘检，故其作书多狂草大帧，至于小楷则仅一见之。此卷结构精密，而笔力矫健。”他还曾直接临摹祝允明的作品。嘉靖乙酉九月，祝允明过文嘉读书房，见案上墨、笔皆精，又有高丽茧纸，于是漫书《古诗十九首》。后来王宠自文嘉处借得此卷，临摹数过，留案上三阅月，“几欲夺之，以义自止。”王宠没有追随祝氏恣肆的一面，他汲取祝书中的稚拙之意，并加以强化，最终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王世贞目之为“以拙取巧”，实为具眼。也正因为如此，王宠虽40而卒，但在艺术史上堪与祝、文等前辈平分秋色。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
选自《中国书画》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