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肯定，这件墨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是唐代中期稍晚一点的书家根据孙过庭的原迹，作为日课，信手临写出的。说他是临本，由于书法中有极大成分的二王笔法，与《书谱序》相当接近；但字与字间多上下连笔，偶然有竖笔作长画的；行中出现大小悬殊的个别字，在初唐草书中尚不多见，它已是中期以后出现的风气。这说明任何临写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必然或多或少地渗入自己风格。何况它是日课，还可能是背临，更不用笔笔肖似了。再就是为什么后面书上年月和名款，正是他临写孙氏的佐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行“书第五本”，而“书”字特地提行为证。一般道理，如为孙氏本人所书，此“书”字当然写在名款之下才是。

    认为这件墨本所以是唐中期以后之作的又一根据，它文字中避李渊、李世民名讳，宋讳一字不避。讳字用缺笔，此例始于初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墨迹，“渊”字缺笔，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原碑墨拓本中，“民”字也缺笔，与此相同。到了宋代，用谐音、同义字，缺笔之风几乎绝迹，可从宋徽宗《草书千字文》中找到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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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千字文第五本》并非孙过庭真迹，但它应属于唐中期或稍晚的大家手笔，想必是多少接近客观事物的认识。总的说来，“买王（羲之）得羊（欣）”，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