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  行书自作诗  135cm×69cm  纸本  2016年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知道“书法”一词，如果勉强算是与“书法”沾边的，是童蒙之时父亲以“填红本”要我练毛笔字—所谓“填红”，亦谓“描红”，古人名之“双钩”，乃是古人摹帖之法，现在技术便利，此法实已式微。现在想起来，那填红本上的字，应非名家书迹，应是印刷体的楷书。内容从一、二、三之类的简单字形开始，其后愈加繁难。每个字的空心处都标明笔画顺序，想必编者意在让学生练习毛笔字的同时，也借此让他们记住汉字的笔画顺序。
　　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父亲为我购得《中学生字帖》，书名是叶圣陶先生所题，乃以柳体《玄秘塔碑》为字范。当时看到书名，便觉很有意思：我还是小学生，怎么给我练中学生的字帖啊？也许如俗语所说的“三岁孩儿四岁衣”，孩子疯长，读书习字也提前一些吧。但不知道是觉得太难还是偷懒，我当时并没有把它专心练好。然虽如此，“字帖”一词也已铭记于心，“书法”二字似有待解之缘。
　　其实父亲并没有专门练过书法，因此亦未能按书法的规矩来教我临帖。父亲少年家贫，粝食粗衣，时有所虞，苟活尚且甚难，惶论拜师学艺，因此他所受的教育，几乎来自祖父私授。祖父生于民国五年（1916），在民国快要结束的前几年，他也曾设馆课徒，收了几个七长八短的农家弟子，欲以稍解生活的燃眉之急—当然，父亲自然也顺便成为其中的一个免费学生。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私塾学习却不到两年就结束了，乃因学生普遍家贫，交不上学费，而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祖父，必须养家糊口，私塾就只能解散了。
　　我从未听到祖父和父亲对我提及他们学习过什么字帖，也许是字帖不易得，只有学老师示范的字了今天看来，虽取法不善，但对于乡村孩童的习字启蒙，在当时来说，已是很不容易的了。小时候，父亲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字是打门锤，学什么都要先把字写好。”当时人小不懂事，不知道什么是“打门锤”，但我的书法（毛笔字）学习，就这样糊里糊涂开始了，如果说这就是我的书法启蒙，无疑，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到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逢年过节，或有婚丧嫁娶，父亲就带上我为乡亲们写对联，那时人多不识繁体，乡人称为“老章字”（不知是不是这三字，但我从未听过专业人士提此别称），我这个小学生有时能认出一些并且能写出来，更自以为了不起，尤其当自己写出来的“作品”高悬壁上而受众人仰观之时，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父亲当年为我购买的《中学生字帖》竟然幸存至今，虽已泛黄，有时取出翻翻，看到上面自己幼时稚拙的笔迹，睹物思亲，不免感慨系之。至今书店里尚有这种字帖在卖，几十年前的东西，已经是多次重印了，看到这熟悉的封面和几乎原封不动的内容，好像都在证明这个字帖的经典意义，父亲无意中为我留下的这份遗产也成为让我久久回忆的温情。
　　及至上大学，所学专业是历史学，我中学就喜欢历史，觉得适我所好。曾有某位老师上课，对着已经不知上了多少届学生的发黄的讲稿照本宣科，还要求学生听他念，抄笔记，当时甚是不爽，觉得这样抄笔记，还不如直接复印分发给我们行了，大家都得轻松。然虽心里抱怨，为免意外，总得做做好好学习的样子，于是便把书摞高置于书桌前，躲在书后练钢笔字玩，老师可能还以为我在认真做笔记哩。学校图书馆藏有一些古代书法字帖，我基本都借阅过，也时而就之临习，这成为我专业学习之馀的一项自修课程，陪我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学校没有一个专门的书法老师，也未敢想去请教书协的前辈书家，没有专业师授，更无展览交流，学习书法基本属于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因此也杂乱无章，逮到什么都写，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什么也没有写好。虽说路子不正，不如无路可走，但我当时确是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自学书法。
　　在大学期间，我常常对帖赏读，爱不释手，但多不明白古人的书法为何如此高妙。于是想想自己学的是历史，那就到学校图书馆找些书法史相关的书来看吧，首先阅读的，便是钟明善先生的《中国书法简史》，后来又读到近代祝嘉先生的《书学史》，二者体例相似，内容甚简，阅读便易，在当时来说，基本上让我了解了一个极简版“书家+作品”的书法史轮廓。然而其后对之又意犹未尽，由此再加扩展，阅读《历代书法论文选》《中国书法史图录》以及《书法研究》《中国书法》等期刊（当时所了解的书法史研究学者并不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陈振濂先生，因其最为多产），从不知所云，到似懂非懂，渐而有所理解，也有所疑惑，慢慢接近古人的书法世界，也粗略了解了当代书法的学术进展与文化生态，从文字始源到书体演进，从执笔姿势到章法形式，从书学生成到体系构建，从书史考证到美学批评，发现原来书法内涵竟有如此之丰富，有时随而记之，有所感悟，便想不只要临池练手，更需进一步研文求道。而研求之首要任务，便觉应从文献入手。

    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书法方面的，主题是对书法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蔡襄与蔡京进行比较研究，二人在文化意义上褒贬两极，书法造诣上则不遑多让。此一选题，缘于阅读古籍与书史过程中的一些感受与心得，于是便想作进一步的探索。今天看来，这一初步的尝试，虽囿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视野而略显稚嫩，却开启了我书法史学的研究之路。自此以后，便更专注于书学文献及古人法书，考究其史事，留意其本末，述诸文字，渐有所得。
　　其后我又考取贵州师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张新民先生。在先生的建议下，研究视角主要关注地方史乘与书画文献，时限以晚明为重点。于是较多关注徐渭、杨龙友和马士英，他们都与贵州有所渊源，也都是在晚明文化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通过对他们文献的梳理，由此进而关注晚明文人的生活与文化。硕士期间，我即以杨龙友的文化选择为重点，并探究鼎革之际士人的“殉死”心态；硕士论文则以《徐渭的艺术精神》为题，对徐渭的生存境遇、艺术创作以及当时文人群体的精神心态，作了一些尝试性的考察。硕士毕业后，便即考取南艺黄惇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专门从事书法史研究，算是走上了正路，进入了书法研究的“圈子”。在作博士论文选题意向时，我向黄惇先生陈述了自己一直关注并搜集晚明士人的书法史料，欲以生活与书法为主体展开，探究此一特殊时代的艺术生态，经与先生多次沟通，最终得到了先生的赞同。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的文献视野除了关注晚明书家及其作品，其他诸如山人僧道、闺阁青楼、文人篆刻、小说戏曲、游记日志等，博观约取，不仅斤斤于文献的考证，亦注意观念的呈现。
　　至今，我在和别人聊及书法时，会半开玩笑说自己是“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专业性的书法技法指导，全凭自己误打误撞，闯进了这个领域。如果要说自己如何习书，那我只能说是学古—在临习古典碑帖的同时，注意从古典文献中寻绎书法的笔法流变、字法渊源、风格师承与形式转换等重要因素，进而以此印证古人，观照当下。